論文《商法的價值》
一、價值——法的價值——商法的價值
商法的價值是一個相當寬泛的問題，筆者認為要談論其價值，必須的先弄清楚一般意義上的法的價值，在這之上，才可能對商法的價值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價值，普遍意義上的看法是是客體對主體的滿足程度，它既反映了客體呈現給主體的客觀屬性，也包含了主體對客體的評價。因此，法的價值我們可以這樣給它定義：法的價值是以法與人的關系為基礎的，法對于人所具有的意義，是法對于人的需要的滿足。這樣的一個定義重點在于強調人們對于法在維護各種基本價值方面的希望，而并不強調法自身所具有的品質（雖然在廣義上，這也是法律價值的一種。但是，筆者認為人的存在是價值研究的出發點。所有價值問題都與人有關。離開人，所有價值問題都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價值判斷的問題應當通過人們的目的論來解決。即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于人來說的。所以，在以下的討論中，本文主要討論人們對商法價值的追求，而忽略商法自身的功能）。法理學上，對法的價值的分類可以說是眾說紛紜。但不管哪一種分類，只要是建立在法律價值的科學概念基礎之上，都是有一定的意義的。為了更好的研究商法價值，本文嘗試著將商法的價值劃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商法的終極性的價值追求，一是商法在這個終極追求下的價值名目。前者就是“商法所追求的社會目的和理想”。如果給它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稱謂的話——法的目的性價值。而后者則指的是“商法為了實現其目的性價值而應具備的基本屬性或共性價值”，我們可以稱之為工具性價值。當然需要指出的，目的性價值與工具性價值的分類法具有相對性，它們之間并沒有十分絕對的界限。應當說，一切價值都表現為目的，只不過是有些價值是從整體和最高意義上而言的，而有些價值則是局部的服務性的，和那些更高的目標相比，它們是為了實現、完善這些更高級目標的條件的。
二、目的性價值
（一） 目的性價值概述
一個部門的法律規范相互之間及其整體，都應當是一群具有“目的性”的規范。整體的法就應當是為了實現該體系的目的和價值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在價值體系中，人們往往把它叫做終極性價值。這是一個更上位、居統帥地位的概念。這就好比一支軍隊總有一個內容明確的目標；一次行動總有一個光明正大的任務一樣。正如前面所論述的那樣，終極性價值是最高的統帥性價值追求，那么在商法體系中的這樣的終極性價值就應該是唯一的了。也就是說，在商法中，這個終極性的價值將是其所有內容以及在此之上體現出來的所有精神所追求的唯一目標。在商法中，所有的特征和原則都是為體現終極性價值而服務。它是商法的核心所在。那么商法的終極性價值究竟是什么呢？對此學者們眾說紛紜。觀點一認為，商法最終的價值是實現商事活動的自由、安全；觀點二認為，商法的終極價值是實現商事主體的營利……
（二）商法的終極性價值——實現商事主體的營利
筆者認為商事法的終極性價值是實現商事主體的營利，即實現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這一點表現在商法上就是從法律制度上規范以營利為動機的商事行為，保護自然人、企業的營利，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之所以這么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論證：
1、從商法的發展歷史來看。商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紀的羅德島法（Lex Rhodia），甚至更早的腓尼基人和希臘人的海事法。伴隨著人類從自給自足的原始社會進入到奴隸社會，簡單的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問世于人間。尤其是貨幣出現以后，奴隸社會的商事交易出現某種繁榮。伴隨著簡單商事交易的發展，為了適應現實的需要，規范商事交易行為，簡陋的商事法規就自然而然的出現了。雖然，古代商事法被深深的打上了奴隸制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烙印，不僅尚未從一般的民法規范中分離出來，而且自身也積極簡單。但不能否認其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中世紀，歐洲雖然處于封建王權和神權的鐵幕統治之下，但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不可阻擋，地中海沿岸城市的發展，“經濟的專門化促進了商品交換的發展：除本地及市鎮市場以外，出現了大的定期集市，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檳伯爵領地的四大集市……” 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的出現。但是由于封建主和教會勢力的強大以及對商業的歧視和抵制，封建法和教會法不可能為商人提供法律規則和救濟措施。基于此，商會不得不另立規范，同時在其發展過程中，商會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權和裁判權，這種規約經歷了從11世紀至14世紀幾百年的時間，終于形成了中世紀商事法即商人習慣法。雖然商人階層通過自治運動而創立的習慣法無法被納入到國家法的體系之中，只能以民間法的狀態存在。但其以成為近代商事法的起源，無疑也是不爭的事實了。進入近代，伴隨著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紛紛確立，以及工業革命的推動，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全所未有的巨大發展，與之相適應，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各國開展了大規模的商法編撰運動。并影響到全世界。最終奠定了商法在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不可動搖的地位。從商法的'確立的歷史過程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商法始終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而發展的。而商品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追求經濟效益，調動全社會的一切資源來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在這個過程中，商法擔當的任務就是為整個社會實現營利的目的提供制度上保障。這從更本上反映了商法的終極價值就是追求營利。
2、從商法與民法的比較來看。商法與民法，雖同為規定關于國民經濟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論其性質，兩者頗不相同。蓋商法所規定者，乃在于維護個人或團體之營利；民法所規定者，則偏重于保護一般社會公眾之利益。為了實現維護個人或團體的營利，商法在沿襲民法的一般規定外，還就商事行為特有的情況而作出了不同的規定，如關于商事時效和法定利息的規定，關于商號、商業帳簿和共同海損的規定。
3、從商法的自身的具體制度來看。商事法以規定商事主體和商事行為為己任。而這些規定的本質集中地表現為規范營利行為。商事法的營利性并不表現為指導人們如何營利，而在于以法律制度構造自身營利的統一有機體。或者，以法律制度規范以營利為動機的商事行為。就拿公司法來說吧，發起人之所以創設公司，旨在營利，公司之所以從事營業活動，是為了營利，股東之所以轉讓其所持有的股票，還是為了營利，非股東之所以購買股票，莫不以營利為目的。還比如貫穿其中的企業維持制度等等。因此，確認營利、保護營利是商法對商事交易價值規律的客觀反映，是商法的基本精神。
三、工具性價值
法應當具備的品質無外乎就是公平、正義、權利、自由和秩序等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法律價值。我們當然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將這些法理學已經研究出來的結果應用于商法這個更為具體的法律部門中來。但是這種很保險的研究是否有助于我們對于商法價值體系有更為清晰而更為深刻的理解，也許需要打上一個問號。對于商法而言，雖然它的工具性價值也包含著這幾個方面，但是我們需要明白即使我們將這些已有的概念用于商法這個特殊的領域，它們實際上也已經被賦予了一種有別于一般法理學的特殊含義。人們常常忽視對不同法律部門的價值體系中同一價值形式的比較研究。而同一價值形式在不同法律部門中的定位的差異，卻恰恰是部門法之間區別的內在體現。同樣的價值如公平、效率，當把它們作為民法、經濟法和商法各自的價值追求來進行研究時，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的極大差異。在商法中，反映其終極性價值的共性價值集中地體現為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和促進商事交易的效率。需要指出的是，這兩個原則又是統一于商事法的終極性價值——實現商事主體的營利。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原則，其作用就是為現代商事交易活動提供一個穩定而安全的市場秩序，排除不安全因素，為商事主體進行商事行為保駕護航。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交易的快捷、便利已成為商事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征。因此，要最大限度的追求經濟效益，實現營利。就必須提高商事交易的效率。促進商事交易的效率原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其主要表現為在商事交易過程中，縮短交易的周期、降低交易的成本、增加交易的次數和提高資金的利潤率。
（一）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
現代商事活動，隨著交易標的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復雜、交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圍的擴大，交易的風險日益突出。為了增強商事主體的安全感，調動人們從事商事交易活動的積極性，保障交易安全便成了商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保障交易安全就是要減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動中的不安全因素，確保交易行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后果的可預見性。現代商法采用了要式主義、公示主義、外觀主義和嚴格責任主義，以保障交易之安全。
3、外觀主義。所謂外觀主義是指商法以交易當事人的行為外觀為標準而認定其行為的法律效果。按照外觀主義，交易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與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以意思表示為準，意思表示一經成立即發生法律效力。假若允許當事人以外觀表示與真意不符而撤消商事行為，則顯然不利于交易關系之穩固，從而造成交易的不安全性。商法中的外觀主義以票據法的規定最為典型。例如我國《票據法》第4條規定：“票據出票人制作票據，應當依法定條件在票據上簽章，并按照所記載的事項承擔票據責任。”第14條第3款又規定：“票據上其他記載事項被變造的，在變造之前簽章的人，對原記載事項負責；在變造之后簽章的人，對變造之后的記載事項負責；不能辨別是在票據被變造之前或者之后簽章的，視同在變造之前簽章。”
4、嚴格責任主義。所謂嚴格責任主義是指商法對商事交易的當事人規定了嚴格的義務和責任。商事公司之行為，多依賴于公司之負責人，其負責人之責任，若不予以嚴格的規定，勢必妨害交易之安全。為此，我國《公司法》第63條規定，董事、監事、經理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97條又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在公司不能成立時，對設立行為所產生的債務和費用負連帶責任，在公司不能成立時，對認股人已繳納的股款，負返還股款并加算銀行同期存款利息的連帶責任，在公司設立過程中，由于發起人的過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損害的，應當對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二）促進商事交易的效率
商事交易，重在簡便、貴在迅捷。對于商事主體來講，簡便迅捷的商事交易，就意味著交易周期的縮短、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次數的增多和資金利潤率的提高。為了促進商事交易的效率，商法確立了促進交易簡便迅捷這一基本原則。商法貫徹促使交易簡便迅捷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
1、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交易最為簡便的方法就是確認當事人的商事契約自由與方式自由。因為，當事人在意志自由的情況下，才能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以明智的決策，去謀求利潤最大化。為此，商法對某些商事交易事項，如公司法中公司章程的任意記載事項、票據法中票據的任意記載事項、保險法中保險標的價值的約定、海商法中海上保險之委托等均允許當事人自行約定，其宗旨即在于促使商事交易的簡便迅捷。
2、交易方式和交易客體的定型化。交易方式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將交易的方式預先規定為若干類型，使任何商事主體，無論何時交易，都可以獲得同樣的效果。如對銷售商貨柜商品明碼標價的規定，記名證券的背書轉讓與無記名證券的交付轉讓等。交易客體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對交易客體的商品化與證券化。交易的客體，若是有形物品，使之商品化，予以劃一的規格或特定的商標，確保大量交易迅速成交。交易的客體，若是無形的權利，由于不便流通，商法使之證券化，如股票、公司債券、支票、匯票、本票、保險單、運輸單、提單、倉單等證券，商法均規定了一定的內容和格式，使之定型化，便于使用和流通。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不同的人，商法的工具性價值的劃分也許就不同，比如有人會認為自由、公平也是商法的工具性價值。這當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認為，既然作一種學理上的分類，就要做到既能窮盡各個方面，又能高度概括。基于這個原因，本人認為將自由和公平作為工具性價值有不妥之處。因為，自由雖也為商事交易的一項重要原則，但深究其中，我們可以發現它其實是包含于商事交易的快捷原則之中的，商事交易之所以能夠做到快捷、便利，就是因為它采取了區別于經濟法的強制性規定，而在眾多規范中實行自由主義原則。如尊重當事人的意識自治，確認當事人的契約自由與方式自由的規定。而公平原則，無可非議是所有法律均具備之本質。其精神本質在上面的保障交易安全與快捷兩大原則中自然得到了體現，故本文不再予以詳細論述。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與快捷這兩個原則之間的關系，它們之間應該是相互統一，相互和諧的關系，而不是對立分離的。商事交易的快捷必須建立在交易的安全原則之上，否則這樣的快捷是無基石之快捷，也是不能長久的快捷。反之，如果商事交易片面強調安全因素，則勢必影響商事交易的順暢進行和整個社會經濟價值追求的實現。同時，安全與快捷這兩個原則又是統一于商法的終極性價值——實現商事主體的營利性目標的。縱觀兩者的關系，它們是互相統一、互相依存、不可分離的。
參考書目：
王保樹主編 《中國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雷興虎 《略論我國商法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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