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孔子論文
《論語》作為孔子言行最初的也是最可靠的記錄，無疑是還原孔子形象的最佳材料,同學們，我們看看下面的論語孔子論文吧！
論語孔子論文
內容摘要：它記錄了孔子思想上、行為上的諸多矛盾。本文重點分析了孔子生活方式方面的矛盾和言語方面的矛盾，從中見出了一個“即凡而圣”的孔子。
關鍵詞：《論語》 矛盾 孔子
在一輪輪盲目尊孔和極端批孔的浪潮中，人們已然離真實的孔子越來越遠了。正李零先生所說“讀《論語》，是讀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書。”細讀《論語》，不難發現，孔子的思想學說乃至實際做法有不少矛盾之處，而正是這些相互抵牾的地方，展現出了一個真實的孔子。
一.生活方式方面的矛盾
孔子欣賞的生活方式是簡樸寡欲的。他認為“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在食宿方面，孔子認為“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學而》）。他曾大贊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在衣著方面，孔子贊賞的是不隨意鋪張的穿著。他曾表揚子路：“衣敝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子罕》）
孔子雖然肯定不注重享受的生活態度，但與之相悖，他在衣食的品質上都提出了諸多要求。根據《鄉黨》篇的記錄，孔子的飲食至少要精細、新鮮、刀工好、色香味俱全、時間合宜、搭配得當；孔子的衣服則要制作精美、飾物精巧，不同場合、不同季節要有不同的衣服，不同顏色、不同質料的衣服必須合理搭配穿戴。精細的食物完全不是孔子所說的“飯疏食飲水”（《述而》），講究的衣物跟“衣敝袍”也相去甚遠，這是孔子對于生活品質要求的矛盾。
從表面上看，孔子提倡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而實際操作時卻又十分注重物質享受，這種矛盾使孔子大有“借別人的生活方式推崇簡樸的生活以及擺脫欲望牽累的精神獨立，自己卻沉醉于以極其精致的物質為基礎的樂趣中”的嫌疑。但仔細分析，這對矛盾展現出的孔子的風貌絕非如此。
首先，孔子肯定的并不是貧苦的生活方式本身，而是身處貧困的環境中，能夠無欲無求、不嫉妒不自卑的怡然自得的心境。他并不是為了追求貧苦的生活而選擇儉樸的生活方式，他并不抵制較高的生活品質，他只是反對“士而懷居”（《憲問》），認為士如果過分追求奢侈的生活，就會影響他在其他方面的發展。第二，孔子能夠吃苦，而且能在貧苦的環境中毫不抱怨。孔子“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子罕》），而且他能夠坦然回看這樣的過去。另外，孔子與弟子在陳絕糧的時候，隨行弟子紛紛有慍心，孔子卻能保持自己端正的心態，并從容不迫地教導他們“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可見，孔子能夠吃苦，能夠在惡劣的條件下堅持自己的信念，只是他不會做秀似的一味追求困苦的生活。第三，孔子對于食物、衣著的諸多要求，其實來源于一個“禮”字。孔子是一個重禮的人，他欣賞的是“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禮節儀文在孔子看來，與質樸的內在一樣重要。值得關注的是，在條件不足的狀況下，他并不強求實踐這些禮儀，他提出“禮，與其奢也，寧儉”（《八佾》）。由此可見，對孔子而言，“一般地說純粹外形式的儀文并不很重要”，他更重視的是心靈的信仰。
從孔子的生活方式中的矛盾，可以看出，孔子是一個在貧苦中磨練過后得到很多技能的平凡人，他并不是一位天命所定的圣人。這種苦難的歷練沒有使他頹廢，而是使他展現出一種能夠不介意出身而重視端正自己心態的儒者風范。同時可以看到，孔子并不是一個迂腐的學究，而是一位熟知禮儀制度且能根據實際條件變通的智者。然而正是這一會受制于客觀條件的事實，更證明了孔子只是一個凡人，一個端正自己以教導學生的平凡老師，一個重視禮儀但更重視內心真實情感的知識分子。
二.言語方面的矛盾
關于言語，孔子明確地提出了“訥言”的主張。孔子說君子應該做到“慎于言”（《學而》），并且“欲訥于言”（《里仁》）。他甚至表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仁”在言語方面的表現是“其言也”（《顏淵》），而且認為為政者應該“不以言舉人”（《衛靈公》）。
孔子肯定“訥言”的同時，還堅決反對“巧言”。《論語》中記載的孔子對于“巧言”的評價共有四處――《學而》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陽貨》篇同；《公冶長》篇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衛靈公》篇說“巧言亂德”。孔子多次批判“巧言”，可見他對于花言巧語是非常反感的。這種對“巧言”反感的態度正與孔子對“訥言”、“慎言”肯定的態度相對應而達成一致。可是，孔子在實際操作上，并沒有完全實踐“訥言”、“慎言”的觀點，存在著矛盾之處。
一方面，孔子自己不能完全做到“訥言”。首先，孔子的語言常富有辯證色彩。比如，魯定公問孔子一言能否興邦或滅邦的問題，孔子都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子路》）回答，并辯證地分析一言興邦或滅邦的不同條件。如此正反辯證論述，令人很難找到攻破點。第二，孔子常常能用巧妙的語言應對各種刁鉆的問題。比如說，宰我問孔子，是不是告訴追求仁德的人“井有仁焉”，那人就會跳下去。這可以說是針對孔子的理念提出的難題，因為在孔子看來“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回答應該跳則顯蠢，回答不應該跳則似貪生怕死不敢為仁獻身。孔子卻轉換角度，說不應陷害君子、愚弄君子，使宰我所問的情況失去了發生的'可能性，其對語言的駕馭能力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孔子對于他人的評價也有違背“訥言”標準的時候。孔子在接見蘧伯玉派出的使者時，問使者蘧伯玉在干些什么，使者的回答是“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憲問》）。這樣的回答確實高明：既實事求是，又沒有折損蘧伯玉的面子。聞使者之言不由讓人想到蘧伯玉堅持不懈提升自我的過程，雖然還未達到預期的目標，但其行為值得稱贊。使者這么高明的言語與孔子“訥言”的標準相去甚遠，可孔子還是忍不住要贊嘆“使乎”，好一個使者。
而對使者的評價，孔子沒有遵循“訥言”的標準。他為這位使者重設標準的原因是這位使者有三大優點：一是誠實，二是為人謀而忠，三是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孔子所斥責的巧言之人，是阿諛奉承、居心叵測的那類人；他肯定的訥言之人，正是不以巧言為偽裝而隱藏自己不良用心的人。因而，孔子肯定“訥言”、反對“巧言”，并不是肯定沒有口才本身，也不是否定口才好本身，而是贊同不用口才強辯掩飾，他最注重的是心善。
孔子在言語方面表現出來的矛盾，從表面上看，是思想標準與實際行動之間的矛盾。確實，孔子是一個平凡的人，有時不能做到自己的要求，偶爾也會設定雙重標準。然而，這不表示孔子是一個言行不一的人，只能說孔子關于對言語要求的言論沒有深入地論述，他只是一再強調心善的一種表現方式――“訥言”，這是孔子言論上的漏洞，也證實了孔子是一個平凡的而非完美到無懈可擊的人。但換一個角度看，孔子又是一位重視內在修養的品德高尚者，一位善于“傳道受業解惑”的老師，一位口才好且正直的從政人才。
《論語》中，孔子表現出來的矛盾遠不止以上所述兩點。比如說天道觀的矛盾、對管仲評價的矛盾以及出入世的矛盾等，因前人已論及，本文不做分析。
由上述矛盾可以確定孔子只是一個凡人，他絕非完人。至于圣人，孔子自己是不承認的，他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述而》）。這不是孔子謙虛，而是他確實不符合他自己定義的圣人標準。在孔子看來，圣人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的“無為而治者”（《衛靈公》），而孔子則是辛苦奔波著“知其不可而為之”（《憲問》），此其一；其二，孔子認為“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而自己只是次之的“學而知之者”（《季氏》）；其三，孔子認定的君子都出身較高，更何況是君子之上的圣人，而他自己則是“少也賤”（《子罕》）。
其實，圣人不需要論出身，不需要有先驗的通天本領，更不需要無為地被當成道德的模板；能有堅定的，不僅為自己也為社會的信仰，能有在社會普遍認可的道德層面上不斷提升自己修養的實際行動，能有教導他人的智慧和誨人不倦的毅力，能夠在后世留下長久影響，成為多數人心中的楷模，才是“圣”的體現。而最重要的是圣人的最根本屬性是人，是人就不可能，也不需要是完人。孔子正是這樣的圣人，他的言論、行為出現的矛盾更在展現著他不平凡的一面。這些矛盾，究其根源是為了追求他堅定信仰的“仁”；他追求仁并不只是為了自己，更多的是想要“修己以安百姓”（《憲問》）。
一部《論語》，記錄下了孔子思想上、行為上的諸多矛盾，這些矛盾還原出了一個有血有肉、有喜有哀的較為真實的孔子――一個在貧苦中磨練過后得到很多技能但不介意出身而重視端正自己心態的儒者，一位熟知禮儀制度且能根據實際條件變通的智者，一個偶爾會設定雙重標準但重視內在修養的品德高尚者，一個端正自己以教導學生，能幫助學生打破思維定勢的傳道受業解惑者，一個口才極佳但不得重用的孤獨從政者――一個“即凡而圣”的孔子。
參考文獻：
[1]李大釗《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第481頁。
[2]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1版，第1947頁。
[3]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2頁。
[4]下引《論語》只記篇名，不詳注。
[5]徐文《<論語>中孔子思想的矛盾小輯》，《文教資料》，2008年4月號中旬刊，第4至6頁。
[6]李澤厚《論語今讀》，三聯書店，2004年3月第1版，第2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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