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下的農業經濟發展探究
作為一種新興業態，“互聯網+”已在諸多經濟領域發揮顯著功能。基于互聯網平臺實施電子商務活動，將有效解決商流運行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這一點來看，“互聯網+”能在助推農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自身優勢。
[摘要]部分農村地區因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與商品市場之間的空間距離較長。能否將“互聯網+”模式應用于農村經濟發展中的流通領域，使流通領域中的商流借助電子商務平臺降低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干擾，是值得研究的課題。“互聯網+”與鄉鎮流通平臺之間的對接有效措施包括:縣域政府搭建電子商務平臺，有針對性地建立創業信息服務，采取付費原則下的電商管理模式，市場導向下對電商界面優化。
[關鍵詞]“互聯網+”;農業經濟發展;鄉鎮流通平臺:對接
農業經濟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以社會分工為標準可以將其劃分為農業生產領域和農業流通領域。隨著農村農地和林地確權工作的開展，以及對返鄉農民工進行創業扶持，農業生產領域的變化是十分顯著的，其中產業化生產格局已經逐步搭建起來。然而反觀流通領域，部分農村地區因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與商品市場之間的空間距離較長。即使存在區位優勢的農村，也因不懂市場而無法將生產領域的商品以合理的價格出售。能否將“互聯網+”模式應用于農村經濟發展中的流通領域，使流通領域中的商流借助電子商務平臺降低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干擾，是值得研究的課題。這就構成了本文立論的邏輯起點。
一、問題的提出
鄉鎮流通平臺作為供應鏈系統中上游的一個節點，起到將農業經濟系統中的商流進行輸出的功能。因此，“互聯網+”模式就需要與該流通平臺進行對接。為此，筆者圍繞鄉鎮流通平臺的搭建提出以下四個問題。
(一)西部農民增收與流通平臺間的關系問題
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部地區的“三農”問題已得到顯著改觀，貧困人口數量在原有基礎上下降了2/3。同時，在西部勞動力逐步回流的趨勢下，“離土不離鄉”的工作模式已成為西部地區農民的務工首選。但現實表明，在缺少有效流通平臺支撐的狀況下，西部農村的商流將被限制在有限的市場范圍內，無法為當地的鄉鎮企業、創業農戶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便是，高度同質化的鄉鎮工業生產和創業類型在域內市場中已形成了過度競爭態勢，這勢必抑制區域內農民的增收動因。
(二)西部鄉鎮流通平臺搭建的實施主體問題
鄉鎮流通平臺在功能上體現出支撐西部農村商流的流通，這決定了該平臺具有極強的正外部效應。根據經濟學原理可知，外部性是導致市場失靈的原因之一，所以在搭建流通平臺的主體選擇上自然將目光轉移到政府身上。然而，商品流通依托市場需求拉動，這意味著流通平臺還應在市場原則下進行管理和維護。因此，西部鄉鎮流通平臺搭建的實施主體就不能局限于縣域政府范疇，還應引入市場的力量。
(三)鄉鎮流通平臺搭建與內外管理間的問題
鄉鎮流通平臺作為具有極強正外部性特質的渠道，需要與西部農村商流的特征相適應。這里的特征包括商流的結構、流通規律和周期性。通過調研發現，西部地區鄉鎮企業的商流仍以農產品深加工為特色，并涉及服裝加工業;而創業農戶的商流以農產品的養殖和種植為主流[1]。因此，鄉鎮流通平臺在內外管理上需要形成植根性效應。
(四)鄉鎮流通平臺搭建中的動態適應性問題
鄉鎮流通平臺在搭建中還應重視對未來環境的動態適應性問題。根據產業經濟學理論可知，西部農村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將逐步加強與域外經濟場的聯系，從而不斷升級當地的產業結構。由此，動態適應性是平臺管理主體所要解決的問題。不難看出，以上四個問題分別涉及農民增收關系、平臺搭建的實施主體、平臺的內外管理、平臺的動態適應性等方面。這意味著，要使“互聯網+”與鄉鎮流通平臺形成無縫對接，則需要與上述四個問題形成同向契合狀態。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互聯網+”模式功能的正常發揮。
二、對“鄉鎮流通平臺體系”的認識
為了確保“互聯網+”模式功能的正常發揮，還需要對“鄉鎮流通平臺體系”進行全面理解，從而尋找到與之相對接的切入點。
(一)對鄉鎮流通平臺功能的認識
長期以來，涉及農民增收問題的思路大都以提供就業崗位以及扶持農戶自主創業為主線。這一思路在特定地域范圍內是可以取得明顯效果的，如處于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民。但對于西部地區的農村來說，隨著農業稅減免和農村社會保障程度的顯著提升，該區域的農民似乎存在著一種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在封閉生活空間的作用下，逐漸形成了“離土不離鄉”的就業意愿以及自主創業沖動。因此，基于西部農村的這一特點，縣域政府相關部門急需加深對鄉鎮流通平臺功能的認識。
(二)鄉鎮流通平臺實施主體職能
打破市場失靈對西部農民增收的限制，需要縣域政府出面搭建鄉鎮流通平臺，構建完整的供應鏈體系。針對西部區域商流的特點，應加強倉儲節點和流通加工節點的.建設。但問題也就再次出現，即由誰來具體管理這一流通平臺?筆者認為，可以將問題轉換為“由誰來經營該流通平臺”。按照市場原則來經營管理流通平臺，需要引入第三方流通組織來執行，同時還應防止流通平臺的外部性效應被弱化。
(三)對西部農村商流特征的調研
在“商流決定物流、物流支撐商流”的辯證關系下，若要使鄉鎮流通平臺與西部農村地區的商流保持匹配，還需要深化對當地農村商流特征的調研。筆者對成都周邊縣域內農村實際情況的調研發現，該區域的商流以輕工業產品(農產品深加工和服裝代工生產)為主要種類。這樣的商品種類和類型決定了供應鏈系統的運轉模式，并在市場需求導向下為供應鏈管理提出了要求。可見，深化對西部農村商流特征的調研，是當前急需開展的工作。
(四)柔性化流通平臺的管控機制
鄉鎮流通平臺的搭建不可能一勞永逸。隨著農村產業政策的調整和當地產業結構的動態演進，原有的平臺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的需要。因此，建立柔性的流通平臺管控機制成為必然。前面已經指出，縣域政府應成為流通平臺的建設主體，其在建立柔性化流通平臺管控機制上也應發揮建設性作用。
三、“互聯網+”與鄉鎮流通平臺對接的切入點
(一)實施對接的主體
鄉鎮流通平臺在功能發揮上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這意味著借助市場力量來完成流通平臺的搭建會遭到市場失靈的干擾。再者，隨著“互聯網+”模式的引入，前期將投入大量的資金用于電商平臺的基礎設施建設。由此可見，實施對接的主體應是縣域政府。全國各地反饋的經驗也表明，在政府主導下進行電子商務平臺搭建，能更好地完成后期服務和管理工作。同時，具有官方背景的“互聯網+”模式也能增強農戶的信任感。
(二)實施對接的職能
實施對接的職能主要指向“互聯網+”模式的具體服務對象或范疇是哪些。從西部農業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應著力為返鄉創業農民提供服務。筆者調研發現，返鄉創業農民通過在發達地區打工，積累了一定程度的人力資本，并在現有的農地和林地產權改革中獲得抵押貸款的可能。但受到主觀和客觀條件的制約，他們無法對市場需求信息進行及時反應[2]。由此，借助“互聯網+”模式所支撐起的電商平臺便能有效解決市場信息接收和反饋問題。
(三)實施對接的管理
鄉鎮流通平臺應交給第三方組織進行管理，在管理中應引入市場機制，實施對接管理的主體應具體到第三方組織身上。“互聯網+”模式是將信息技術應用于農業經濟發展的一種新興業態，那么在線上和線下同步運轉的狀態下，需要對線上信息進行及時更新和優化，并對電商平臺定期進行技術性維護。所有這些都不可能由政府部門來實施，而只能在市場機制下由第三方組織來完成。
(四)實施對接的要求
實施對接的要求主要包括:與西部農業商流特征相適應，與流通平臺柔性化管理相適應。這意味著在實施對接之前，應針對線上交互界面設計、信息板塊構成等諸多環節進行實證調研，從而建立起具有區域植根性的“互聯網+”模式。
四、有效措施構建
正如決策層所意識到的那樣，我國“三農”問題若得不到徹底解決，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仍是烏托邦式的主觀意愿。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應將農業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解決農戶增收環節。“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增收問題，實現農民在新城鎮建設過程中的各項福祉穩步提升，成為農業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
(一)縣域政府搭建電子商務平臺
為了實現“互聯網+”模式所形成的規模經濟效益，需要形成該模式對區域農業經濟發展的覆蓋面，從而以縣域為單位進行“互聯網+”模式的對接。在實施主體的選擇上，應以縣域政府為主導。在搭建過程中可以采取PPP模式，即縣域政府與企業共建形式來開展工作。為了降低日后對電商平臺管理的交易成本，這里的企業可以指向第三方管理組織。為了增強電商平臺的官方性質和公益性特征，可以考慮將“互聯網+”植入縣域政府的網上政務平臺之中。
(二)有針對性地建立創業信息服務
西部農村中的創業類型大多集中在種植和養殖業，部分涉及具有鄉土文化氣息的家庭手工業。這決定了以上類型產品需要通過實現空間效益和時間效益來促進農戶增收。因此，電商平臺應在農產品宣傳和市場供求信息發布等方面起到支撐作用。根據西部創業農民所面臨的商品流通困境，電子商務平臺在交互界面的設計上應突出按產品品種分類的形式。同時，縣域政府應組建創業或行業協會，規范相同農產品的市場定價機制[3]，這樣才能避免業內競爭所導致的利益損失。
(三)付費原則下的電商管理模式
電商平臺在運行過程中會產生一系列費用，經濟資源本身就需要通過付費使用來建立有效的配置狀態。因此，在“互聯網+”與政務平臺之間的嵌入環節完成之后，農村中的各類型經濟主體在使用電商平臺時應實現“一戶一個賬號”，通過付費來獲得賬號的使用資格，為電商平臺的維護和管理提供必要經費，也促使各類型經濟主體更加珍惜線上信息資源[4]。關于資費問題，可以通過設立不同層次的服務功能，由經濟主體根據自身需要自行選擇。
(四)市場導向下對電商界面優化
在適應西部農村商流變化和柔性化管理要求的前提下，電商平臺還需要在市場導向下不斷優化線上信息。這里需要強調，我們需要根據農村經濟主體的文化程度、使用偏好等特征，訂制化地完成電商交互界面優化工作。為此，第三方管理組織應與平臺使用方保持實時聯動，通過線上訪問、問卷調查等方式獲得他們的需求信息。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互聯網+”與農業經濟發展之間的對接不流于形式。
五、實證討論
本文以重慶為例進行實證討論。應將原有的“公司+農戶”經營模式升級改造為“互聯網+公司+農戶”，實現農業產供銷信息共享，讓農民使用智能手機獲取銷售數據，逐步形成按訂單生產的B2B2C供應鏈模式。支持重慶生豬綜合交易市場(生豬交易交割中心)、重慶中藥材市場、觀農貿市場、菜園壩水果交易市場、重慶花木世界等一批涉農專業大市場，探索試點B2B2C的電子商務新業態。逐步形成以平臺建設為基礎，以信用體系為核心，以系統集成為工具，以智能手機為終端，以冷鏈物流倉儲配送為配套，以自有電商品牌為標志，以網絡預售、秒殺、定時(整點)上新等為營銷手段，以電子支付為核心的重慶大農業市場體系及大宗農牧產品電子商務新業態。鼓勵農業農村電子商務領頭人開設網店、網直銷、微信直銷，推動創新創業。鼓勵終端深入鄉鎮的配送站建設，形成農村到戶“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服務能力，豐富農村居民購買渠道。
六、結語
本文主要圍繞西部農業經濟發展來闡述“互聯網+”對接模式，但文中的分析思路和所得出的結論對于我國其它地方的農業經濟發展也是有借鑒價值的。隨著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推進，“互聯網+”模式應切實發揮推動農業經濟發展的功能。若要實現這一點，便需要在對本土商流的適應性方面下工夫，同時還應關注未來對接的演變趨勢。通過靜態與動態視角相結合，不斷筑牢后工業化時代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信息技術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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