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徑和主題國外當代話語分析參考
Abstract： Based on different views of language， culture， society， context and cogni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linguistic and social approaches abroad to discourse analysis and explores the themes in contemporary discourse analysis， such as multi-modal texts， multi-voiced texts， text and context， and intercultural analysis. Moreover，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discourse analysis on helping applied linguists so as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discourse analysis.
Key words：approaches； themes； contemporary discourse analysis abroad
話語分析就是要更加深入地思考話語的意義，以便使我們成為更好的、更加人性的人，使這個世界成為更好的、更加人性的地方[1]xii。食品包裝或路標上的文本、圖片，朋友或陌生人之間的寒暄，電子郵件，學術論文，研究報告，學術期刊，專業(yè)時事通訊和網(wǎng)站等等，都屬于話語。話語分析探索在真實場景中，什么樣的話語是正常的或者非正常的，以及在這些場景中，按照慣例可以被接受的或者不能被接受的話語部分。
從語言學或心理語言學的研究視角出發(fā)，話語分析者認為語言是話語的組成成分、大腦是語言的終極所在地；他們描述語境化的語言使用，解釋在大腦中話語是怎樣被加工的。從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視角出發(fā)，話語分析者不僅僅關注話語的表達方面，還試圖解釋如何通過話語來創(chuàng)造和建構思維、個體、以及特定群體和特定文化的成員[2]131-138。
這些話語分析路徑一般都研究語言、思維和社會之間的關系。采取何種話語分析方法，取決于客戶提出的問題和有待分析的話語類型。沒有哪一種分析路徑一定優(yōu)于其他路徑，任何一種分析路徑其本身都不是目的――所有的分析路徑都是我們解決客戶面臨的實際語言問題的工具。
把話語分析路徑分割成相互獨立的幾部分，似乎暗示出各種分析路徑之間存在明顯的差別。事實上，這些分析路徑可以彼此融合，以適應應用語言學家的具體需求。例如，人類學家Bronislaw Malinowski早期通過話語研究社會關系管理時，觀察到談話的意義依照語境而定；通過分析寒暄語（Phatic communion），他表明這些慣例性話語的可預測模式有助于創(chuàng)造說話人之間的積極感情――這并不是因為寒暄語的表面意義，而是因為這些話語所做的事情[3]。通過填充沉默、開始和結束新話題，話語的意義由產(chǎn)生話語的語境創(chuàng)造出來。改變語境可以改變話語的意義，例如，超市門口站立的禮儀小姐，雖然對顧客說“祝您購物愉快”，卻遭到了顧客的嘲笑。顧客認為禮儀小姐使用這一習慣性話語的企圖是建立社會紐帶，因而拒絕把寒暄語用于商業(yè)目的。每一種語境都與眾不同，所有的語境都有自身的話語意義。社會語言學家應該采取解決問題的姿態(tài)，并保持對語境和話語的敏感性。
一、語言學路徑
（一） 語料庫語言學
語料庫語言學家積累的大量語料，一般代表某種語言變體、某種體裁或某種語言使用者。通過標記文本特征和借助搜索引擎來檢索這些標記文本，語料庫語言學家旨在探索：某種語言使用特征與語境因素（包括語言變體、體裁或語言使用者類型）在多大程度上緊密相關。通過計算某種語言特征在語料庫中出現(xiàn)的頻率，試圖揭示典型的語言模式，概括與語料庫相似的文本甚至是整個語言的特征。例如：語料庫語言學研究發(fā)現(xiàn)有些英語學習者過度使用了形容詞修飾語“very”和籠統(tǒng)詞“people”、“thing”[4-5]；有些英語學習者未充分使用“perhaps”、“possibly”之類的模糊語[6]127-150。
Widdowson等應用語言學家質疑將語料庫語言學用于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有效性[7]1，3-5；而Baker等研究者則認為，語料庫語言學既研究微觀的語言結構，又從宏觀方面研究語言在社會文化進程中的作用，是批判性話語分析的一種工具[8]。
語料庫語言學還用于研究作為通用語的英語，Seidhofer等學者試圖揭示通用語話語的核心語法和詞匯，而不考慮背景和話語參加者[9]133-158。Canagarajah等學者建議采用人種志路徑分析通用語話語，強調對具體語境敏感的方法的重要性[10]923-939。
（二）言語行為理論
哲學家J. L. Austin提出言語行為理論，為理解說話人、聽話人、話語和語境之間的關系確立了理論框架。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及以言取效，就是話語實施的行為[11]。語言不僅可以交流思想，還可以依賴活動參與者和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改變現(xiàn)實。Myers探索語言在公眾輿論中的作用時指出，言語行為理論有助于我們理解核電站附近居民的評論。他們告訴政府委派來的負責處理核廢物的采訪者，一方面，盡管距離核電站很近，他們仍然覺得安全；另一方面，他們不希望核廢物丟棄到家門口。這些看似矛盾的話語表明：對一個人或機構信任的話語能夠以言取效，對聽者產(chǎn)生效果，如讓核電站和政府管理者意識到他們有義務確保公眾的安全[12]4，527-544。言語行為理論幫助我們解釋其他數(shù)據(jù)收集方法（如不依賴于語境的調查）不能完全解釋的問題。 （三）伯明翰學派
早期話語分析研究中，應用語言學家John Sinclair和Malcolm Coulthard描述課堂話語，指出典型的課堂話語模式為“誘導交換式（eliciting exchange）”：由提問-回答-反饋（IRF/E）三個步驟構成[13]。伯明翰學派話語分析路徑在提高教師話語意識方面功不可沒，但其缺點也十分明顯，如提問、回答和反饋三個步驟與言語行為并不總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其缺點還包括過分概括、缺乏語境敏感性等[14]。
（四）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
吸取語言學家J. R. Firth和Dell Hymes的研究經(jīng)驗，M.A.K. Halliday認為，語言的結構選擇最終源于話語使用語境中的語言服務功能[15-16]。Halliday的語域觀包含三個社會變量：語場（field：發(fā)生什么事情？話語完成的社會行為本質是什么）、語旨（tenor：話語參與者臨時或永久性的地位和作用）和語式（mode：話語發(fā)揮了什么作用？口語還是書面語？修辭模式是勸說、教誨還是說明？）。
Halliday用來識別語言功能的語義框架也包括三個范疇：概念功能（如何表達語義內容？）、人際功能（怎樣交流或商討語義內容？）和語境功能（怎樣在語境中構建語義內容？）[16]。
功能語言學的功能路徑屬于一種話語和語境密不可分的意義理論。以上兩種理論框架探索社會語境與語言功能之間的關系，關注話語語場特征激活的體驗意義、話語語旨特征激活的人際意義和話語語式激活的篇章意義。
（五）交際民族志
話語分析的交際民族志路徑屬于社會語言學傳統(tǒng)，與Hymes的研究緊密相關；Hymes延伸了Chomsky的語言能力/行為模式，提出交際能力構念（communicative competence）[17]。交際能力是指：具備這樣的知識，能判定特定社區(qū)或群體認為話語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語法規(guī)則，在社交上適宜，在認知上可行，在實踐中是可觀察到的。Hall， Smith & Wicaksonon認為交際能力包括五個方面的能力（見圖1）：
應用語言學家參加到社區(qū)的慣常活動中，通過仔細觀察，使用交際民族志路徑來理解特定社區(qū)或群體的話語。這個社區(qū)可以是法庭成員、一個家庭、在線討論組成員、單位的一個部門或團隊、教室里的教師或學生。Duff用交際人種志路徑分析香港高中課堂話語，發(fā)現(xiàn)教師鼓勵學生尊重彼此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差異時，話語中的自相矛盾和緊張氣氛[19]3，289-322。
（六）交往社會語言學
吸取Erving Goffman[20]的經(jīng)驗，Hymes的親密同事，人類學語言學家John Gumperz[21]建立了交往社會語言學，主要研究跨文化交際和誤解，表明對話語的理解依賴于我們對語境化線索（contextualization cues）的觀察和評估。語境化線索包括語調、語速、韻律、停頓、詞匯和句法的選擇、非言語信號等。通過研究母語不同的交往者如何采用不同的交往策略，Gumperz調整和拓展了Hymes的人種志框架。例如，英國上司認為新雇用的南亞機場餐飲雇員乖戾無禮，而且不善合作。對這些雇員的觀察表明：他們與同事少有交談；即便交談，他們的發(fā)音也被認為是消極負面的。因為給客人提供食物時，他們不是用顯得友好客氣的升調，而是使用降調。事實上，這些雇員并非真的想表現(xiàn)出粗魯無理，他們是被誤解了。他們把這種誤解解讀成對他們民族身份的反應。Gumperz建議這些雇員應該學習一些特定語境中交際問題的自我診斷策略。
（七）對比修辭
對比語言學家認為文化決定思維方式，存在與此相關的特定書寫模式。基于這種假設，他們比較不同話語的組織方式和結構。Robert Kaplan[22]1-20認為不同語言的話語組織方式不同，例如，西歐語是線性的、等級的組織模式；而東方語言是螺旋狀模式。Kaplan遭到了以下幾方面的批評（包括自己對自己的批評）：
1）研究方法（Kaplan的主要研究對象為在美國學英語學生的習作）；
2）對某種文化的口語和書面語做了的簡單化概括，對文化的概念發(fā)展不足；
3）把寫作看作產(chǎn)品，是而不是過程；
4）暗示別的文化應該學會避免糟糕的寫作；
5）合并了思維模式和寫作組織方式；
6）使用段落，而不是整個篇章作為分析單位；
7）缺乏對各種語言不同體裁的寫作風格的關注；
8）沒有關注作者寫作時在母語和目的語之間穿梭。
盡管面臨種種批評，教授學術寫作和商務寫作的應用語言學家還是認為分析對比修辭頗有裨益。如Kong[23]103-141分析香港英語外貿函電時發(fā)現(xiàn)，與母語為英語的作者相比，母語為漢語的作者傾向于推遲證實他們的請求信。
（八）認知話語分析
話語分析的認知路徑，參照語言使用者進行話語活動（產(chǎn)出和理解語言）時在大腦中激活和建構的知識圖式和記憶結構，來描述語言的使用。話語加工是心理語言學的重要話題，通過技術手段，例如測量說話中的停頓時間或閱讀時的目光追蹤，實時跟蹤語言使用的認知事件。但是，話語分析的認知路徑存在不足，在哲學角度、認識論角度、方法學角度、甚至是意識形態(tài)上，認知路徑與特定的語言使用者在真實語境中使用語言實情不符。
Teun van Dijk提供的認知話語分析路徑，表明認知路徑與社會學路徑的重疊，認為認知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包括像信念、情感、評價和目標這樣的記憶結構和心理表征；他把認知與社會相關聯(lián)，把話語定義為人與人之間在某個具體語境的面對面交往，以及群體的總體社會和政治組織和他們之間的關系。Teun van Dijk認為通過使用“權力”、“自由”、“個人”之類的詞匯，作者把自己的新自由主義與讀者積極的政治社會目標這樣的心智模型聯(lián)系起來[24]95-120。這樣的例子表明，利用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工具，個人的大腦最終成為創(chuàng)造意義和話語效果的場所，這也為與批判性話語分析建立聯(lián)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二、社會學路徑
（一）會話分析
會話分析源于民俗方法論，研究醫(yī)患之間、自殺預防中心、商務會議、體檢或課堂上普通的會話片段，旨在表明組織話語的復雜方式和社會偏好的交往模式，包括：話輪轉換、開始和結束交往、介紹和改變話題、處理誤解、說出壞消息、同意或不同意、通過提問誘導回答等。Gardner研究了一位語音患兒母親與語言障礙矯正醫(yī)師之間的會話，發(fā)現(xiàn)母親用很多話輪處理問題詞匯，卻讓孩子產(chǎn)生了不曾料想的新錯誤；Gardner建議，母親需要減少每一個問題詞匯的話輪次數(shù)，增加有利于孩子進步的正面干預[25]。
（二）話語心理學
心理學的認知傳統(tǒng)把話語當作是人們思維、信念、感情和需求的反映。與此對照，話語心理學家認為話語建構了這些感情和態(tài)度。例如，我們判定某個人害羞、傲慢、開心、健忘時，話語心理學家認為，這種判斷是基于這個人在與他人交往的具體情境中是如何表達自我的。心理學家的傳統(tǒng)做法是調查人們的態(tài)度、信念和情感；話語心理學家則利用錄音、轉寫和對實際描述的詳細分析，觀察話語，強調變化性和不一致性。如，討論課堂外語學習動機時，傳統(tǒng)研究者一般把動機看作是反映內在心理狀態(tài)的個人現(xiàn)象；話語心理學家則強調學生和教師如何通過活動和話語展現(xiàn)出動機。
話語心理學學科源于社會學，以會話分析、批判性話語分析和言語行為理論為典型的分析方法[26]3，339-360。
（三）批判性話語分析
批判性話語分析揭露社會和政治不公平現(xiàn)象，揭示話語在產(chǎn)生、描述和解決社會問題，獲得和使用權力，以及為改變和維持現(xiàn)狀辯護等方面發(fā)揮的作用。例如，我們是怎樣形成對社會和客觀世界的信念的？這些信念是怎樣隨著時間、地點的改變而變化的？話語對誰有利、對誰不利？怎樣才能避免這些不利？批判性話語分析的理論和方法來源廣泛，包括社會學、文學批評、語言學，還受到Halliday系統(tǒng)功能理論的影響[27]。批判性話語分析課題有性別、種族、身份、政治和媒介話語；研究設計包括小型的定性案例分析和通過人種志路徑的實地考察收集大量數(shù)據(jù)等[28]。 批判性話語分析也用于分析現(xiàn)實世界的語言問題，如Blommaert分析了非洲難民和比利時移民官員的話語，發(fā)現(xiàn)由于面試官員和被試者對于面試語言不太熟悉，引起了不連貫、不相關、不值得信任之類的判斷[29]。
嘗試區(qū)別不同的話語分析路徑，可能會使這些路徑顯得彼此割裂。實際上，有些路徑在理論和實踐上比較相似。任何一種路徑都沒有一成不變的規(guī)則，不同分析者在不同時期使用這些路徑時，都會有略微的差別。這就使應用語言學家面臨一種挑戰(zhàn)，他們必須明確自己選擇的話語分析路徑是基于對于語言、認知和社會的何種假設建立的。
三、當代話語分析主題
（一）多模態(tài)話語
圖書上印刷字體的大小、章節(jié)、小標題、引文、詞匯表、插圖、封面設計、封底圖書內容簡介、出版社的商標等信息會告訴我們這是一本權威的學術書還是消遣性讀物。還有些圖片豐富的文本幾乎不用文字，信息主要由圖像傳遞。
Piety認為，既是認知的、又是社會的話語分析路徑有助于語言專業(yè)人士進行音頻記錄，給戲劇、電影、電視節(jié)目的場景插入聲音，幫助視力障礙者[30]453-469。多模態(tài)話語可以使用各種交流意義的手段，如日常物品的設計、雕塑、靜止的或移動的圖像、聲音等。
有些通過聽覺渠道到達公眾的話語起初是以書面形式準備的，如老師的授課計劃。有的作為書面語被保存下來了，如瑞士語言學家Saussure的授課講稿《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在他去世后由學生于1916年出版。交流技術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多模態(tài)話語，將口語書面語形式同音樂、圖像和別的非語言因素結合。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檢索甘地演說，會得到典型的多模態(tài)話語例子，我們可以同時聽甘地演講、讀演講文字、看甘地的照片和海報、聽導入的背景音樂等――這些都出現(xiàn)在一個話語中。數(shù)字化技術推動我們重新思考多模態(tài)與話語意義之間的聯(lián)系。
（二）多聲話語
不止于一種符號系統(tǒng)，話語方式可以多重構建，包括利用其他話語的.語言和特征。例如，像甘地視頻那樣的多模態(tài)話語就包括與不同模態(tài)相關的不同聲音。我們看到，伴隨甘地演說的是：英國和美國最近限制自由的圖片，包括照片、報紙標題新聞、電影剪輯、海報和演說文字等。甘地說“我們沒有秘密”時，伴隨圖像是1元美鈔上共濟會標志的特寫鏡頭。甘地在演說中抗議針對南非印度人采指紋，伴隨影像是英國的新身份證、美國的社會保障卡和二戰(zhàn)期間納粹士兵檢查身份文件的畫面。
Bakhtin[31]的雜語性、多聲性話語理論（heteroglossia）認為話語不可能是由作者意圖確定的簡單的、固定的、自我封閉的意義。話語中詞匯結合的方式與文化產(chǎn)出和接受的條件相關。因此，話語的意義取決于話語潛在讀者和聽者的眾多理解、價值觀、社會話語、文化規(guī)范等。Bakhtin認為所有口語和書面語都反映出說者和寫作者體驗的其他話語以及闡釋話語的方式。話語分析者應追蹤話語不同體裁和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和闡釋，以及相關的價值觀念、假設和效果。對話語的理解需要關注語言對身份、歷史和社會關系的創(chuàng)造性建構[32，33]4，497-517。
（三）語篇和語境
語境至少包括產(chǎn)出和解釋話語時語言的、空間的、時間的、地理的、人際的、意識形態(tài)的維度，這些維度同時存在。在特定的分析中，有些維度處于凸顯的前景位置，有些則不太被關注。
James Gee把語篇與語境的關系描述為“反射的”，意義由這兩者間的交互來構建。介紹關于語言和語境的論文集時，Alessandro Duranti和Charles Goodwin聲稱盡管很難給語境提供一個包羅萬象的定義，這絲毫不影響研究語境的動力[34]1-9。Duranti和Goodwin采用交互性的觀念，建議把參與者構建和操縱的話語作為他們參與的活動的構成性特征；語境被看作是以交互性的方式構成的實踐模式（mode of praxis）[34]1-9。把話語作為實踐研究的最凸顯語境，話語就是那些不同文化參與者交往的語境。 （四）跨文化分析
文化和語言因素，會造成跨文化交際中頻繁出現(xiàn)的困難[35]。
批判性話語分析路徑認為交際不是文化的產(chǎn)物，而機構的產(chǎn)物。這個機構管理人們的生活、并把意識形態(tài)強加給說話人。
交往路徑關注話語實例特征，表明文化是在社會交往中創(chuàng)造的。這些話語實例特征包括：語言和語言變體的選擇、話題管理、修復策略的使用和避免、引出偏好、使用音位特征強調某些信息等。
社會心理學路徑的因果關系可以描述為――從文化到語言：因為文化，我們以特定的方式交流，例如，課堂上中國學生幾乎不開口，而意大利學生卻說個不停。不過，研究法律語言可以觀察到因果關系的另一面――從語言到文化，上訴人的話語決定其思維的文化模式；再如，Mertz發(fā)現(xiàn)一項要求移民說英語的政策基于以下假設：移民英語流利決定了其理解美國政治概念的能力[36]。
應用語言學家意識到有很多分析跨文化話語的路徑，所采用的各種分析路徑都會產(chǎn)生特定的問題。其實，跨文化交際也屬于一般的交際，不同群體成員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是存在差別的，但是不應該夸大這些差別對交際的影響。與其逐條列出這些差異，不如探索如何利用這些差別、誰會因為這些差別受益。成功的交流，并不是依賴語言和文化的相似性和差異性，而是有賴于交際各方愿意傾聽和協(xié)商。
四、話語分析實踐應用
應用語言學家通過收集分析的語言數(shù)據(jù)，準確描述語言如何影響了客戶的生活。客戶有時得益于為應用語言學家設計的種種干涉。有時這些干涉會從根本上改變客戶和他人對所處情境的理解。對語言使用的規(guī)定性干涉中，非標準群體和行為被看作是低級的；描述性干涉描述客戶對語言的使用；批判性干涉揭露客戶受到的歧視；交往性干涉表明在具體的使用話語的語境中，語言問題是如何在局部產(chǎn)生的。
在研究外語教師解決學生錯誤方面，最近出版的研究一般使用批判性話語分析路徑和語料庫語言學路徑。Coffin和O’Halloran認為報紙上的報導，通過給讀者定位，用話語讓讀者產(chǎn)生對政治事件的具體反映[37]。教師可以用相似的研究路徑和方法，收集自己或別的教師對學生的作文所做的修改，分析這些修改稿是如何給學生定位的，如把學生定位為學語言的新手，還沒有權力或能力創(chuàng)造性地表達自我。
Coffin和O’Halloran成功地融合了批判性話語分析路徑和語料庫語言學路徑[37]。一方面，有些分析路徑對于語言、文化、語境、身份、權力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另一方面，使用多種路徑分析話語有利于看到語言問題的多個方面，找到最好的解決辦法。應用語言學家最好組成團隊，通過討論與協(xié)作解決問題。給客戶提供的任何解決辦法都需要采用行動研究方法[38]，作為觀察、分析、反思、行動這個循環(huán)的一部分，仔細評估。
話語分析并不是解決話語問題的唯一路徑[39]94-95，很多語言問題也需要借助別的分析工具，例如分析語音時可以使用聲譜圖。話語分析，像其他定性分析一樣，通常處理比較短的話語，其代表性還有待進一步確定。即使是設計合理的定量分析，也會過分簡化社會差異和社會變化的復雜過程。即便如此，使用較大的數(shù)據(jù)庫的定量分析方法，還是為應用語言學家所推崇。11：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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