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賦得古原草送別》原文翻譯及賞析
《賦得古原草送別》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成名作。此詩通過對古原上野草的描繪，抒發送別友人時的依依惜別之情。它可以看成是一曲野草頌，進而是生命的頌歌。以下是小編整理的《草/賦得古原草送別》原文翻譯及賞析，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原文
朝代：唐代
作者：白居易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譯文
長長的原上草是多么茂盛，每年秋冬枯黃春來草色濃。
無情的野火只能燒掉干葉，春風吹來大地又是綠茸茸。
野草野花蔓延著淹沒古道，艷陽下草地盡頭是你征程。
我又一次送走知心的好友，茂密的青草代表我的深情。
注釋
賦得：借古人詩句或成語命題作詩。詩題前一般都冠以“賦得”二字。這是古代人學習作詩或文人聚會分題作詩或科舉考試時命題作詩的一種方式，稱為"賦得體"。
離離：青草茂盛的樣子。
一歲一枯榮：枯，枯萎。榮，茂盛。野草每年都會茂盛一次，枯萎一次。
遠芳侵古道：芳，指野草那濃郁的香氣。遠芳：草香遠播。侵，侵占，長滿。遠處芬芳的野草一直長到古老的驛道上。
晴翠：草原明麗翠綠。
王孫：本指貴族后代，此指遠方的友人。
萋萋：形容草木長得茂盛的樣子。
賞析
首句即破題面“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離離”）的原上草，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說是從“春草生兮萋萋”脫化而不著跡，為后文開出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何嘗不可開作“秋來深徑里”（僧古懷《原是秋草》），那通篇也就將是另一種氣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榮秋枯，歲歲循環不已。“一歲一枯榮”意思似不過如此。然而寫作“枯──榮”，與作“榮──枯”就大不一樣。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發出三、四的好句來。兩個“一”字復疊，形成詠嘆，又先狀出一種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枯榮”二字的發展，由概念一變而為形象的畫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它是斬不盡鋤不絕的，只要殘存一點根須，來年會更青更長，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這一特點，不說“斬不盡鋤不絕”，而寫作“野火燒不盡”，便造就一種壯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間，大片枯草被燒得精光。而強調毀滅的力量，毀滅的痛苦，是為著強調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歡樂。烈火是能把野草連莖帶葉統統“燒盡”的，然而作者偏說它“燒不盡”，大有意味。因為烈火再猛，也無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須，一旦春風化雨，野草的生命便會復蘇，以迅猛的長勢，重新鋪蓋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離離原上草”，不是綠色的勝利的旗幟么！“春風吹又生”，語言樸實有力，“又生”二字下語三分而含意十分。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說此兩句“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語簡而意盡”，實未見得。
此二句不但寫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寫出一種從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寫枯，一句寫榮，“燒不盡”與“吹又生”是何等唱嘆有味，對仗亦工致天然，故卓絕千古。而劉句命意雖似，而韻味不足，遠不如白句為人樂道。
如果說這兩句是承“古原草”而重在寫“草”，那么五、六句則繼續寫“古原草”而將重點落到“古原”，以引出“送別”題意，故是一轉。上一聯用流水對，妙在自然；而此聯為的對，妙在精工，頗覺變化有致。“遠芳”、“睛翠”都寫草，而比“原上草”意象更具體、生動。芳曰“遠”，古原上清香彌漫可嗅；翠曰“晴”，則綠草沐浴著陽光，秀色如見。“侵”、“接”二字繼“又生”，更寫出一種蔓延擴展之勢，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競爭之強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則扣題面“古原”極切。雖然道古城荒，青草的滋生卻使古原恢復了青春。比較“亂蛬鳴古塹，殘日照荒臺”僧古懷《原上秋草》的秋原，就顯得生氣勃勃。
作者并非為寫“古原”而寫古原，同時又安排一個送別的典型環境：大地春回，芳草芊芊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別在這樣的背景上發生，該是多么令人惆悵，同時又是多么富于詩意呵。“王孫”二字借自楚辭成句，泛指行者。“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說的是看見萋萋芳草而懷思行游未歸的人。而這里卻變其意而用之，寫的是看見萋萋芳草而增送別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葉都飽含別情，那真是：“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李煜《清平樂》）。這是多么意味深長的結尾啊！詩到此點明“送別”，結清題意，關合全篇，“古原”、“草”、“送別”打成一片，意境極渾成。
全詩措語自然流暢而又工整，雖是命題作詩，卻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語語有余味，不但得體，而且別具一格，故能在“賦得體”中稱為絕唱。
創作背景
《賦得古原草送別》作于公元788年（唐德宗貞元三年），作者當時實齡十六歲。此詩是應考習作，按科考規矩，凡限定的詩題，題目前必須加“賦得”二字，作法與詠物詩相似。
名家評論
張固《幽閑鼓吹》：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況。顧睹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個語，居即易矣。”因為延譽，聲名大振。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復齋漫錄》云：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予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唐汝詢《唐詩解》：上二聯寫物生之無間，下二聯是草色之關情。樂天語尚真率，佳處固自不少，要非入選之詩，獨此豐格猶存，故采以備長慶之一體。
馮時可《雨航雜錄》：《續古詩》：“何意掌上玉，化為眼中砂。……晴沙金屑色，春水麴塵波。”自是晚唐色相。至《古原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幾希初唐乎？
顧安《唐律消夏錄》：三、四的是佳句，但“一歲一枯榮”雖是起下，而語太顯露，遂使下句意味不全。五、六雖分“古道”、“荒城”，而用意實是合掌。結句呆用王孫，更庸弱。香山諸體頗稱大手筆，此作獨枯率窄狹，不能展動，得非以好句累之乎？
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劉孝綽妹詩：“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孟浩然“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此聯豈出自劉歟？白樂天《詠原上草送客》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句之意，分為兩句，風致亦自不減。古人作詩，皆有所本，而脫化無窮，非蹈襲也。
屈復《唐詩成法》：不必定有深意，一種寬然有馀地氣象，便不同啾啾細聲，此大小家之別。
徐增《而庵說唐詩》：前一解，要看“原上”二字，后一解，要看“王孫去”三字，古人作法，一絲不走。
譚宗《近體秋陽》：渾樸，其情當在《十九首》之間。
沈德潛《唐詩別裁》：此詩見賞于顧況，以此得名者也。然老成而少遠神，白詩之佳者，正不在此。
宋宗元《網師園唐詩箋》：天然名句，宜見賞于逋翁（“野火”二句）。
范大士《歷代詩發》：極平淡，亦極新異，宜顧況之傾倒也。
孫洙《唐詩三百首》：詩以喻小人也。消除不盡，得時即生干犯正路。文飾鄙陋，卻最易感人。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情韻不匱，句亦振拔，宜其見重于逋翁也。
俞陛云《詩境淺說》：此詩借草取喻，虛實兼寫。三四承上榮枯而言。唐人詠物，每有僅于末句見本意者，此作亦同之。但誦此詩者，皆以為喻小人去之不盡，如草之滋蔓。作者正有此意，亦未可知。然取喻本無確定，以為喻世道，則治亂循環；以為喻天心，則貞元起伏。雖嚴寒盛雪，而春意已萌。見智見仁，無所不可。篇《錦瑟》，在箋者會意耳。五六句古道荒城，言草所叢生之地；遠芳晴翠，寫草之狀態。而以“侵”字、“接”字，繪其虛神，善于體物，琢句尤工。
李慶甲《瀛奎律髓匯評》：馮舒：逋翁真巨眼。查慎行：人但知三、四之佳，不知先有“一歲一枯榮”句緊接上，方更精神。試置他處，當亦索然。紀昀：此猶是未放筆時，后乃愈老愈頹唐矣。許印芳：“又”字復。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鄭，其先太原（今屬山西）人，后遷下邽（今陜西渭南東北）。貞元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后因上表請求嚴緝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長慶初年任杭州刺史，寶歷初年任蘇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書。在文學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其詩語言通俗。有《白氏長慶集》傳世。
個人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主要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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