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夜詠懷》原文鑒賞
歲夜詠懷
唐代：劉禹錫
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幾多?
以閑為自在，將壽補蹉跎。
春色無情故，幽居亦見過。
譯文及注釋
譯文
我一年比一年不得意，新的一年又將會如何?回憶過去一起交游的朋友，現在活著的還有多少?我把閑居當作自由自在，把長壽看作補回歲月蹉跎。只有春色不管人情世故，在閑居的時候還來探望我。
注釋
彌年：即經年，多年來。
新歲：猶新年。
同游者：指志同道合，同游共處的人們。同游：互相交往。
自在：自由;無拘束。
蹉跎：失意;虛度光陰。
無情故：不問人情世故。
幽居：隱居，不出仕。見過：謙辭。猶來訪。
鑒賞
一般說來，守歲之夜(即除夕)人們常常盼望來年的諸事如意，大運亨通。而此詩卻一反常情，首聯便說：“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意思是說：多年來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過，新的一年又當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會有新的希望了。
頷聯說：“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幾多?”“同游者”在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韓泰、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陳諫、凌準、程異、房啟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們有的被殺，有的病死，有的渺無音信。這里應特別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條件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劉禹錫派往條件極差的“惡處”(《因話錄》)播州(即今遵義地區)。柳宗元考慮劉禹錫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遠之地，便主動要求與劉對調。而今比詩人年輕二十三歲的柳宗元卻在“惡處”困病而亡，這不能不使詩人倍加傷懷。因此，這“有幾多”固然是傷悼眾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對摯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現的是“一人突逝，舉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頸聯表面是寫自己的頹傷，表現的是無所作為之情，實際是牢騷之語，抒發的是憤激之情。詩人早年苦讀，不慕榮華，注重品格修養;中年積極參加政治革新，極力革新政治，成為永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時稱“二王劉柳”;革新失敗，流徒邊州，在極端的困境中，不但寫了大量的政治諷刺詩，痛斥宦官權臣和趨炎附勢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惡蚊蟲(《聚蚊謠》)，并寫下不少相當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還，仍痛罵靠鎮壓永貞革新而上臺的人物為“桃李顏”之徒。他戰斗不息，從來沒有以“安閑為自在”過。這種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絕不能說是“將壽補蹉跎”。因而可以說，此聯抒發的.是一種極端痛苦的憤慨和牢騷，是正意以反語出之。
尾聯：“春色無新故，幽居亦見過。”表面是說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貶謫幽居時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義卻是：自然界的春天是無所謂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臨人間，看不到國家興旺景象的來臨。劉禹錫雖然才華橫溢，但他并不甘心當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利國計民生。他奮斗一生，壯志未酬，這是十分苦悶的。此詩表面似乎是表現詩人的平靜、閑適、甚至有些頹傷;但字里行間，卻隱透出詩人極端的苦悶。這種隱真意實情于字背的方法，是這首詩的主要特色之一。特點之二是“對仗”。本來，律詩只要求中間兩聯對偶，首尾兩聯是無所謂的。但此詩卻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話的語言，寫得聯聯對仗，句句通俗，這是不易做到的。
創作背景
“永貞革新”。劉禹錫被貶，元和十四年(819年)，劉禹錫老母病逝，在護送尋柩過衡陽時又接到好友柳宗元去世的消息。詩人聞訊異常悲痛，寫下許多悼友之作。此后兩年在洛陽守喪，《歲夜詠懷》約寫于居喪時期。
劉禹錫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漢族，中國唐朝彭城(今徐州)人，祖籍洛陽，唐朝文學家，哲學家，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監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團的一員。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有“詩豪”之稱。他的家庭是一個世代以儒學相傳的書香門第。政治上主張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動的中心人物之一。后來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朗州司馬(今湖南常德)。據湖南常德歷史學家、收藏家周新國先生考證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劉禹錫任東都尚書。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寫了《再游玄都觀絕句》，表現了屢遭打擊而始終不屈的意志。以后歷官蘇州、汝州、同州刺史。從開成元年(836年)開始，改任太子賓客、秘書監分司東都的閑職。
會昌元年(841年)，加檢校禮部尚書銜。世稱劉賓客、劉尚書。劉禹錫晚年到洛陽，與朋友白居易、裴度、韋莊等交游賦詩，唱和對吟，生活閑適，和白居易留有《劉白唱和集》、《劉白吳洛寄和卷》，與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對吟唱和佳作。此后，他歷任集賢殿學士、禮部郎中、蘇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會昌二年(842年)病卒于洛陽，享年七十一歲。死后被追贈為戶部尚書，葬在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
哲學成就——唯物主義傾向
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著作是《天論》三篇。在宇宙論方面，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關于自然與人的關系，劉禹錫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他認為，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系的。“法大行”的時候，社會上“是為公是，非為公非”，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顛倒，人不能勝天，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了宣揚的條件;“法小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不清，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是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重大貢獻。這也是劉禹錫對有神論社會根源的看法。他認為，在法大行的社會里，是為公是，非為公非，蹈道必賞，違善必罰，人們就會說，禍福決定于人的行為，與天沒有關系。在法大弛的社會里，是非顛倒過來，賞恒在佞，罰恒在直，人們對不合理的現象找不到解釋，就不得不把一切歸之于天。他又認為，當“理明”時，人們就不會講“天命”;當“理昧”時，就不會不講天命。劉禹錫從法弛和理昧來解釋有神論產生的根源，可謂見解獨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在所寫的《天論》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與韓愈的論戰深入下去，進一步探索天人關系問題。他認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與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點，“交相勝”，“還相用”。人雖不能干預自然界的職能和規律，但卻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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