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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原文及注釋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創作的一首七言律詩。中秋之夜，詩人獨自在翰林院夜值，面對一輪明月，想起了遠謫江陵的好友元稹，關心他能否適應南方潮濕的氣候，能否同賞明月，寄托了對友人的無限牽掛與思念之情。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原文及注釋，歡迎閱讀！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
唐·白居易
銀臺金闕夕沉沉，獨宿相思在翰林。
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
渚宮東面煙波冷，浴殿西頭鐘漏深。
猶恐清光不同見，江陵卑濕足秋陰。
注釋
⑴八月十五日：中秋節。禁中：宮禁內。直：值班。元九：即元稹（779—831），字微之，唐朝大臣、文學家。因在家中排行第九，故稱。
⑵銀臺：宮門名。唐時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金闕：指天子所居的宮闕。沉沉：深沉的樣子。
⑶翰林：翰林院。
⑷三五夜：農歷十五日夜晚。
⑸故人：舊友。指元稹。
⑹渚宮：春秋時楚國的別宮，故址在今湖北省江陵縣。煙波：霧靄籠罩的水面。
⑺浴殿：即浴堂殿，在大明宮宣政殿東，唐德宗以后成為皇帝日常起居的寢殿。此代指作者值夜的禁中。鐘漏深：形容已是深夜。鐘，寺鐘。漏，古代計時器，內盛水，以水流多少計時。
⑻清光：指月光。
⑼江陵：江陵府，在今湖北省江陵縣。時元稹貶官于此。卑濕：土地低洼潮濕。足：充足，很多。秋陰：秋天的陰云。
譯文
皇宮里面夜色深沉，我一人獨自留宿在翰林院思念著遠方的朋友。
今天是八月十五，月色皎潔明亮，它就像是我牽掛兩千里外朋友的心靈寫照。
已是中秋因而渚宮東面的煙波讓人感到有些寒意，而浴殿西頭的鐘漏分明告訴我夜已經很深了。
我現在擔憂的是我的朋友不能看到這皎潔的月光，因為江陵地勢較低，秋天陰氣重會使得月光被云霧遮住。
創作背景
該詩作于唐憲宗元和五年（810）中秋節，白居易任京兆府戶曹參軍兼翰林學士。此前好友元稹因在監察御史任上彈劾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并擅停其職，觸怒朝廷權貴，被貶江陵府士曹參軍，此時已將近半年。自從兩人訂交以來中秋多在一起度過，但這年中秋，詩人獨自在翰林院夜值，而好友卻被貶謫在兩千里之遙的江陵。詩人思緒萬千、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寫下這首詩寄給好友。
賞析
這是一首寫于中秋之夜的詩歌，從標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詩人是因為懷念元稹才作此詩的。全詩以詩人在宮中之夜思念友人開始，中間兩聯把眼前的景物和對方聯系起來進行吟詠，尾聯以敘述擔心友人身體健康作結。
古往今來，有無數詩人在十五的月亮上做文章，而所有這些詩文都有一個共同主題——思念親友、盼望與親友團圓。應該說主題和題材的接近使得這類作品有相當一部分是陳陳相因之作，但也確實留下了一些清新可人的典范之作。白居易此詩雖然比不上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但也算是上乘之作。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詩歌的頷聯：“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對仗工整，形象鮮明，既有相對確定的內涵，又容易讓人產生各種不同的理解。“三五夜中新月色”與“二千里外故人心”的關系至少有兩種可能，其一是前者是后者的條件，在此月色下詩人產生了對朋友的思念之情；其二則是此明亮的月色就像詩人思念朋友的心情一樣純潔真切。“二千里外故人心”這句本身也有三種可能的理解，其一是詩人思念兩千里外故人的心情；其二則是兩千里外的故人思念詩人的心情；其三則是相隔兩千里的兩個朋友之間的相互思念的心意。這些不同理解的可能性增添了詩歌的可讀性，也豐富了詩歌的審美內涵，從而使得讀者比較容易進入到詩歌的再創造中去。
“猶恐清光不同見，江陵卑濕足秋陰”這兩句也是清新出色的詩句。就在詩人欣賞這皎潔的月色之時，卻突然想到自己的朋友因為身在地勢低下的江陵而有可能看不到月色，這種心理真可謂細膩。而這還只是表面的意思，其深層意義則是朋友現在被貶江陵，遠離朝廷，已經感受不到皇帝的光輝和恩澤了。
此外，全詩在整體氣氛的營造上也頗為成功，詩人著力在陰、冷、深等方面做文章，其意不在烘托月色的明亮，而在渲染詩人和自己朋友的陰冷、凄涼的心情。這種冷色調的畫面是適于表現詩人深沉之情懷的。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陽邑（今太谷縣，一說祖籍為同州韓城，今韓城市），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鄭，唐代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
白居易少年時經歷藩鎮戰亂，立志苦讀。唐貞元十六年（800年），進士及第。802年，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后又罷校書郎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及第，授盩庢（今西安周至縣）縣尉。歷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等職，在任期間，除草擬詔書外，經常上書論事，積極參政，直陳時弊。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遭誹謗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22年，出為杭州刺史，后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827年，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晚年的白居易在洛陽度過了生命的最后階段，于846年8月病逝后葬于洛陽龍門香山琵琶峰，追贈尚書右仆射。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產的詩人之一，其詩歌題材廣泛，語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現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長恨歌》等經典作品得到了廣泛傳播和流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白居易在政治領域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任職期間，表現出了卓越才干和良好的治國思想，為唐朝政治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同時，白居易在文學上從理論和創作實踐中倡導了新樂府運動，強調了詩歌的“美刺”作用。
文學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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