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特色和影響
《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詩經》特色和影響，希望大家喜歡！
《詩經》特色
《詩經》的特色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
第二，《詩經》中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完全是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
第三，與上述第二項相聯系，《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
第四，《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克制因而顯得平和。
以上主要從內容、思想傾向、抒情特點等諸方面論述了《詩經》的幾個重要特色。這些特色對中國后代文學的影響都很深遠。下面再從語言形式、表現手法等方面簡略介紹一下《詩經》的特色，這些方面的影響，情況各有不同。
《詩經》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種句式。但雜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個別詩是以雜言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當時演唱《詩經》的音樂旋律，是比較平穩和比較簡單的。至漢代以后，四言詩雖斷斷續續一直有人寫，但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詩型了。反而在辭賦、頌、贊、誄、箴、銘等特殊的韻文文體中，運用得很普遍。
《詩經》影響
《詩經》是我國古代詩歌輝煌的開端，它對我國后世詩歌，以至整個古代文學的發展都有著極為巨大的影響。它所表現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精神，為后世的進步作家樹立了楷模，啟發和推動詩人、作家去關心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疾苦，把反映現實作為創作的出發點。這種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后人概括為“風雅”精神。《詩經》中以個人為主體的抒情發憤之作，為屈原所繼承。漢樂府詩緣事而發的特點，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都是這種精神的直接繼承。后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的詩歌革新以及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精神。白居易和新樂府諸家所表現出的注重現實生活、干預政治的旨趣和關心人民疾苦的傾向，也是“風雅”精神的體現。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后的創作中，從宋代的陸游延伸到清末的黃遵憲。《詩經》的“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在我國古代詩歌創作中一直被繼承和發展著，成為我國古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詩經》民歌重疊反復的形式，準確、形象、優美的語言，也被后世詩人、作家大量的吸取運用。《詩經》以它所表現出的深刻的社會內容和優美的藝術形式，吸引著后代文人重視民歌，向民歌學習。
《詩經》介紹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采集、孔子編訂。《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并沿用至今。《詩經》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手法上分為《賦》《比》《興》。《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并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
《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名稱由來
《詩經》約成書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詩》，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司馬遷記載的也是這一名稱，如：“《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
因為后來傳世的版本總共記載有311首，為了敘述方便，就稱作“詩三百”。之所以改稱《詩經》，是由于漢武帝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的緣故。
產生年代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產生的作品為春秋時期，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產生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分布在現今陜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經文史專家考定，《詩經》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滅商（公元前1066年）以后產生的。
《周頌》時代最早，在西周初年產生，是貴族文人作品，以宗廟樂歌、頌神樂歌為主，也有部分描寫農業生產。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時期的產物，是中國上古僅存的史詩。關于《大雅》這十八篇的創作年代，各家說法不同：鄭玄認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時代的詩，《生民之什》從《生民》至《卷阿》八篇為周公、成王之世詩。朱熹認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但均認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詩。
《小雅》產生于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后。
《魯頌》和《商頌》都產生在周室東遷（公元前770年）以后。
創作者
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這些沒有記錄姓名的民間作者的作品，占據詩經的'多數部分，如十五國風。
周代貴族文人的作品構成了詩經的另一部分。《尚書》記載，《豳風·鴟鸮》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后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系。
創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農業，“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都表明周是依靠農業而興盛，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在武王伐紂之后成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紂暴虐無道，主要與其實行奴隸制經濟制度有關。西周建立以后，為緩和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尖銳矛盾，緩和階級斗爭，變奴隸制為農奴制，正如王國維在《殷商制度論》中所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殷周間的三大變革，自其表而言之，不過一家一姓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
西周較之殷商，由于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革，促使社會在精神文明方面產生飛躍性的進步，作為文學代表的《詩經》出現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產物，而它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
傳承歷史
據說春秋時期流傳下來的詩有3000首之多，后來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詩有目無詩）。孔子編纂詩經之后，最早明確記錄的傳承人，是“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他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其傳詩。
漢初，說詩的有魯人申培公，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合稱三家詩。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到唐時還在流傳，而今只剩外傳10卷。現今流傳的詩經，是毛公所傳的毛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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