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的優(yōu)秀讀后感
認真讀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都收獲不少，現(xiàn)在就讓我們寫一篇走心的讀后感吧。那么你會寫讀后感嗎？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甲申三百年祭》的優(yōu)秀讀后感，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甲申三百年祭》的讀后感1
在中國抗日戰(zhàn)爭即將勝利之際，郭沫若先生寫了《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振聾發(fā)聵的文章，當時受到毛澤東主席的高度評價。時至今日，重讀此文，深有感悟，文章以詳實的歷史資料，深刻分析了李闖王成功與失敗的因果關系，得出一個結論：天下興亡，人民說了算。
在中央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這天，我們的廣大黨員都就應重讀此文。共產(chǎn)黨人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真正結束了中國的分裂與割據(jù)，實現(xiàn)了國家的統(tǒng)一和民族的獨立，這是歷史的經(jīng)驗。中國共產(chǎn)黨從五十多位熱血青年到八千多萬人的大黨，從井岡山的星星之火到全國解放的.燎原之勢，從幾萬人部隊發(fā)展到打垮國民黨幾百萬的部隊，建立真正好處上的統(tǒng)一、獨立的新中國，一路走來，都是因為有人民這個強大的靠山。
改革開放三十五年，商品經(jīng)濟帶來了繁榮和發(fā)展，也帶來了負面的東西，一些黨員的理想信念動搖了，一些黨員在金錢美女面前倒下了，這些人的心中，人民群眾變成了模糊的概念，這就是我們這天面臨的危險。就和當年的李闖王面臨的危險一樣，看得見的敵人容易對付，看不見的思想上的頹廢更加可怕。
中央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正是時候，精神懈怠、潛力不足、脫離群眾險、消極腐敗，四大危險正地威脅著我們的黨，如果共產(chǎn)黨人不實現(xiàn)自我約束，就不能持續(xù)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就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就不能實現(xiàn)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大業(yè)。
我們欣喜地看到，黨中央對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要求不是走形式，不是隔靴搔癢，而是要動真，從河北省的民主生活會匯報我們看到了成效，公車、公房、“吃空餉”的問題，不是這天才發(fā)生的，也不是昨日才發(fā)生的，為什么這么多年沒有解決?是沒有認真，沒有人要求認真，因為查處這些問題不是難題，不是做不到，而是思想在作怪。而這些違規(guī)用公車、占公房、“吃空餉”的人，是普通老百姓嗎，必須不是。這些正是老百姓最不滿意的地方，最引起老百姓反感的地方。
李闖王失敗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告訴我們，他的失敗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我們的成功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但我們要保證我們永遠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我們才能保證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甲申三百年祭》的讀后感2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歲月，但只看見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無所措。對于老百姓呢？雖然屢次在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明史》批評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流賊傳》）。這個論斷確是一點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禎的運氣也實在太壞，承萬歷、天啟之后做了皇帝，內部已腐敗不堪，東北的邊患又已經(jīng)養(yǎng)成，而在這上面更加以年年歲歲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災、蝗災。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馬懋才《備陳大饑疏》，把當時陜西的災情敘述得甚為詳細，就是現(xiàn)在讀起來，都覺得有點令人不寒而栗："臣鄉(xiāng)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
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shù)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shù)日后面目赤腫，內發(fā)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shù)坑，每坑可容數(shù)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余，而數(shù)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有司束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
《甲申三百年祭》的讀后感3
饑荒誠然是嚴重，但也并不是沒有方法救濟。饑荒之極，流而為盜，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餓死、鋌而走險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餓死、足有誨盜的物資積蓄著。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損有余以補不足，盡可以用人力來和天災抗衡，然而卻是"有司束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這一句話已經(jīng)足夠說明：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這層在崇禎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又說得多么的痛切呀："……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jīng)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xiāng)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這雖不是崇禎帝自己的手筆，但總是經(jīng)過他認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義下才敢于有這樣的文章。文章的確是很好的。但對于當時政治的腐敗認識得既已如此明了，為什么不加以徹底的改革呢？要說是沒有人想出辦法來吧，其實就在這下《罪己詔》的前一年（崇禎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琎搜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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