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10年-“非典”親歷者的回憶》讀后感
如果不是因為偶然讀到這本書，我幾乎忘記了，今年是SARS十年。
“第一批醫護人員倒下了，第二批醫護人員又沖上去救助自己倒下的戰友。第三批再上去，又有人倒下。中山二院全院共有93名醫務人員不幸患病，整個醫院氣氛凝重……沒有人知道上去的人會不會再倒下，進到隔離區的人會不會再出來，卻沒有一個人拒絕，更沒有一個人逃離。最初中山二院隔離區只占一層樓，最后竟住滿了所有五層樓。最早收治SARS的呼吸科，只剩下副主任江山平一人尚未被感染，在院務會上他無法控制自己，嚎啕大哭，但最終他自己也未能幸免。”
“紀念那些共同經歷的難忘歲月，祭奠那些曾經來過的鮮活生命”，《SARS 10年——“非典”親歷者的回憶》不僅是一本書，而是一段見證，書中的每個字都是由親歷非典的醫生護士寫下的，而書里所記錄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實發生的——包括那些非典時期的愛情。
“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四層的一排陽臺，不一會兒老公一手舉著輸液瓶出現在視線中。我們開心地笑了，雖然我的眼角還帶著淚。”這是余旻虹的`回憶。她的丈夫周寶桐是感染內科主治醫師，在一線工作時感染SARS，被隔離。她第一次去給丈夫送東西，被告知只能由醫護人員替她送進去。“我悲傷地在樓下小花園徘徊，坐在一條長椅上痛痛快快地無聲地哭泣著，心中充滿了委屈和辛酸。透過淚眼我的目光游移在朝向花園的陽臺，突然心中有了一絲希望。我迅速擦干眼淚，給老公打電話：‘你的陽臺是朝哪兒的，能出來嗎？’‘你等會兒’”——這是非典時期的“樓臺會”。
“每天，我們都給兒子打電話，每次電話都錄了音，以備萬一我們不幸中招，也算是給兒子留下一份念想。”10年前，萬希潤是一名副主任醫師，39歲。按年齡是輪不到他上一線的，但他的妻子是護士長。“我決定，如果她被召去一線，我一定要跟她共赴危難”，因此，萬大夫理了光頭，把兒子送到青島父母家里——這是非典時期的愛情。
金瀅的丈夫李夢濤是內科醫生，被派往SARS前線。送別時，金瀅看到年輕的護士與護士長抱頭痛哭，陡然意識到SARS病房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心中凄然：“這不會是我們之間的永別吧？”那個時候，他們的孩子才1歲，在姥姥、姥爺家，金瀅主動申請去SARS病區工作。到了隔離駐地，她意外地發現，院領導非常體貼地為她和丈夫安排在同一個房間——這是非典時期的“革命夫妻”。
我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正值我母親住院。她骨折，非常嚴重的骨折，進了3次手術室，期間我非常焦慮以至幾乎每天都惴惴不安地去找醫生。醫生總是很忙，不是在手術室就是被病人以及我這樣的患者家屬包圍著。我母親差不多住了一個多月醫院，我差不多天天要去找醫生。有一天，一個朋友對我說，你應該感到幸運。我問為什么，她說，幸虧不是在10年前——她說的是非典時期。那個時候，北京人是最不受歡迎的。那時候誰家如果有人住院，即使是骨折，親戚朋友也會躲得遠遠的。甚至打車去醫院，出租車司機都拒載。我問有這么嚴重嗎？她說你看你都忘記了。
但是，當我在病房讀這些非典親歷者的回憶時，我忽然覺得，有些事情真的不應該忘記，忘記是一種罪過。書中有一段文字很觸動我——“社會上經常進行關于‘價值’的討論，例如，明知有傳染危險卻還是給病人進行氣管插管的麻醉醫生是否值得？手術室發生火災時醫護是應該拋下病人獨自逃生，還是帶上病人撤離但最終全部喪生？”“在經歷了SARS這樣的事關生死的突發事件后，我感覺在生死存亡的時刻，其實根本沒有時間考慮所謂值得不值得的問題，其實沒有時間計算怎么做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這時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出自本能。”
這段文字樸實無華，但讓我思考了很久——人類從遠古到今天，經歷了無數的災難——戰爭、瘟疫、洪水、地震，之所以能延續至今，應該和這種寶貴的“本能”有關吧？如果在災難面前，每個人都反復核算自己的利益，那么誰還會沖上去？如果沒有人肯沖上去，人類估計早滅亡好幾回了。我們應該像愛護我們的眼珠一樣去愛護這種“本能”，愛護那些在關鍵時刻“本能”地沖上去的人——我們記住他們，尊重他們，不是為了他們，是為了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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