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論修身》的教案
關(guān)于《論修身》的教案
《論修身》教案
教案設(shè)計
宋儒的說心統(tǒng)性情，毋寧可以說，在全部人生中，中國儒家思想，則更看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勝于其著重理知部分。我們只能說，由理知來完成性情，不能說由性情來完成理知。情失于正，則流與欲。中國儒家，極著重情欲之分開，人生當以情為主，但不能以欲為主，儒家論人生，主張節(jié)欲、寡欲以至無欲。但絕不許人寡情、絕情以至無情。”(轉(zhuǎn)引自李澤厚《探尋語碎》)孔子認為，“仁”的實現(xiàn)要從人的基本親情出發(fā)，“君子務(wù)本，本立而道聲。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也”(《學而》)還有，“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將以觀之哉?’”(《八佾》)這里也是從基本的人之常情出發(fā)，而不是用抽象的“仁”。這個概念去套。因此，孔子提倡仁義要出乎真情，不要假仁假義。“匿怒而友起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公冶長》)他的門人也繼承了這個思想，“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子張》)再舉個例子，《陽貨》中有這要一段：“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他認為為父母守三年喪太久了。孔子沒有講什么大道理或世俗規(guī)矩這些東西，而是問他：“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不守三年喪你心安嗎?宰我說：“安。”孔子告訴他：“女安，則為之!”你如果心安，就不要守三年喪了。當然，孔子是講原則的，比如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注意，孔子對宰我的譴責是從人倫親情出發(fā)的，他說：“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你從出生起，至少要在父母懷中呆三年，你就不能有同樣的愛嗎?為父母守三年喪。孔子反對矯情，假仁假義：“鄉(xiāng)愿，德之賊也。”(《陽貨》)
孔子的道德學思想后來被孟子所繼承，并且從人性論出發(fā)作了更深刻的哲學論證，標志著儒家思想的基本成熟，所以后來的儒生都以孔孟門徒自居。當然，由于孔孟的道德學形式與質(zhì)料不分，且與政治學說交織在一起，從歷史的角度看可能是合理的，但若與現(xiàn)代價值來判斷，有些論斷不止是偏見，簡直就是荒謬了。在閱讀《論語》的時候我們也應(yīng)當注意鑒別，仔細分析。不要去學那個臺灣的南懷槿，牽強附會，強作解人，徒添笑柄。影響中國人思想的，除了儒家，還有道家、釋家等，但以儒家為主。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嗎?》中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們是中國的脊梁。”這正是儒家積極進取，“知不能為而為之”的精神，中國近代歷經(jīng)磨難，多少次處于亡國滅種的邊緣，是儒家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儒家思想激起仁人志士前赴后繼為國盡忠，這在世界歷史上看也是罕見的。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恐怕即使目不識丁的山野樵夫也有耳聞吧。學習《論語》不能指望人們就因此成為君子圣人，但《論語》中的思想畢竟契合中國人深層心理結(jié)構(gòu)的儒家傳統(tǒng)，于文明中國的建成不是沒有裨益的。
熊十力先生在《佛家名相通釋》中說，讀古書要“根柢無易其故，裁斷皆出己見。”
《論語》作為一部已經(jīng)距離我們年代很遙遠的語錄體著作，“根柢無易其故”是很難的，“裁斷皆出己見”是否合理就要看個人的學識高低了。我想，無論后人如何解說《論語》，都不會有損于這部著作的偉大，都無損于孔子的偉大。海德格爾于1942年致友人的信中說，“每一篇對我的哲學之陳述，都必將導致不幸，亦至對《存在與時間》本身亦然矣。”今日說《論語》，幸哉?不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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