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男性鑄就的女人悲歌論文
一曲男性鑄就的女人悲歌論文
關鍵詞：情人丈夫宗教悲歌
摘要：《紅字》講述了白蘭的悲劇式愛情，她是一個抗爭命運、追求幸福的女性，她的一生是在情人的叛逃、丈夫的報復、宗教與社會的壓制下奏起的一首女性悲歌。充斥著濃重男權色彩的幾種力量把白蘭推到了苦難的谷底。
霍桑的《紅字》命名為ScarletLetter（紅字）,字母“A”和“紅色”在小說中有多重的象征意義，“A”是通奸（adultery）、能干（able）、天使（angle）的首字母，但是紅字更象征著異化（alienation）、孤獨（alone）、痛苦（agony）紅色是愛情的色彩，是反抗，是陽光，是白蘭飽受煉獄之火的焚燒。白蘭的一生中，沒有勝利，沒有獲得，只是一個痛徹心扉的悲劇。
因為對愛情的追求，她違背了宗教教義和道德準則，一生都成為導師和道德家眾手所指的對象，她是一個體現女性脆弱和邪惡情欲的典型，在刑臺上、市場內、教堂里、豪門之家，她受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用各種方式表現出來的鄙薄和唾棄，盡管她外表美麗、氣質高貴、內心堅強，但恥辱是永久伴隨她的；正是因為人們對她的不齒，所以她是孤獨的，孤獨得對于社會無所依附，在接受世俗的審判時，她永遠是孤獨地承受痛苦，最后她依然是被愛人孤獨地留在塵世，孤獨地死去，孤獨地在另外一個世界存在——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如果這些她都可以堅強忍受，可以義無返顧地與力量遠勝于自己的敵人抗爭，爭取幸福，但當她的愛人告訴她，他永遠也不會與她在一起，哪怕是死后——他的精神是屬于上帝的，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用鮮血所勾勒的未來，用痛苦所澆灌的幸福，卻一切成空，最后一刻來臨的絕望是摧毀這個女人最鋒利的匕首；從人性的角度看，白蘭有強烈的反抗性格,但她又不是一個徹底的反抗者：強烈的宗教情感強迫自己相信自己對上帝的“真誠”；她以自己的苦行和克己助人的善行洗滌自己的靈魂；重回波士頓后,她主動戴上了紅字,不是出于外界的壓力，而是她發自肺腑的懺悔，可以說，與世俗社會有形的折磨相比，宗教對于人性通徹骨髓的扭曲是白蘭作為一個社會人的最大悲哀。
作者在講述白蘭的悲劇時，更揭露了這個女性悲劇的始作俑者——一個男權社會的真實面目。在這樣一群形形色色的男人包圍下，白蘭展示了自己的美麗、堅強、個性與反抗，如果說她是一個經歷了煉獄的焚燒、大山的重壓，而盛開在灰暗世俗下的一朵紅艷的玫瑰，那么這些男人就是吞噬她鮮活軀體和靈魂的烈焰，就是壓迫她追求愛情與自由的巨石。她有過一個女人生命色彩最絢爛的怒放，但她的一生就在男人鑄就的陰暗世界中褪色、枯萎，她因為他們而生存，但也是因為他們而毀滅，在這些規定著她悲劇軌跡的男性中，有她塵世生活中的合法丈夫，有她靈魂上所唯一皈依的情人，更有充斥著男權色彩、在精神和肉體上都摧殘她的宗教和世俗社會。
一、亞瑟·狄姆斯代爾牧師——神衣掩護下的遁世者
他是虛偽的，他幾次公開勸導白蘭供出通奸者，希望白蘭可以接受上帝的教化，甚至不斷提及自己的愛人胸前所懸掛的“可恥的字母”，但是他自己清楚，自己就是這個逃犯，他深情的勸說、指摘、教誨，不是對他的宗教身份的諷刺嗎？還有，由于他無法忍受道德的強烈譴責，夜不成寐，來到白蘭當年示眾的刑臺，幾乎崩潰的他進行了一場自欺欺人的贖罪表演，但破曉來臨之際他就又落荒而逃了。
他是游離的，他應該對白蘭有很深的愛戀，否則他不會貿然沖破自己虔誠宗教徒的道德底線，但在事情敗露后，他心中卻充滿了悔恨和自責。最后，白蘭提出一起出逃，他懼怕、彷徨，然后是興奮，甚至要做一些以前在他看來大不韙的事情，但是當他得知出逃計劃的破滅時，他又沒有什么悲哀，只是選擇用另外一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活，擺脫他給他自己、給白蘭設置的羈絆。從頭至尾，他一直是在人的自然屬性和一個牧師的宗教屬性中來回搖擺，從來不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他是軟弱的，在任何時候，他都沒有勇敢地為自己和愛人承擔過什么責任：公開不公開自己的罪行由白蘭決定，逃離還是留下由白蘭決定，在他聽說了醫生的真實身份時還對白蘭說：“為我著想，你比我堅強，為我想出解決的辦法。”最后，他得知逃脫無望后，用盡最后的力量，做了一場精彩布道，然后在白蘭的攙扶下，走上了刑臺公開自己的罪行，終結了自己的生命，這也象征著他根本沒有勇氣像白蘭那樣面對自己的行為坦然地等待民眾的嘲笑與唾棄，他只能借助宗教的掩護，以死亡來逃避懲罰。
他是自私的，自己的愛人在時時刻刻忍受巨大痛苦，而他卻說“海絲特，你多么幸福，在胸前公開佩戴紅字！而我的紅字卻在暗中燒灼”，在他得知醫生的真實身份時，他的反應首先是對白蘭的斥責：“你將一個病弱的、犯罪的心袒露給幸災樂禍的眼睛，這是何等的奇恥大辱，你是對我有責任的！我不能原諒你！”當獲知不可能逃離的時候，他選擇的是以死亡擺脫塵世的折磨，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愛情的斗爭中他曾經為白蘭的幸福做出過犧牲，為飽受荼毒的妻女的未來做出過考慮。
作為白蘭的同案犯，同時又是深受教民崇敬的牧師，一方面，他不忍心讓白蘭獨自承擔由他們二人所造成的罪惡，另一方面，又沒有足夠的勇氣站出來向公眾坦白一切，在白蘭贖罪的七年中，他內心備受煎熬，身心衰弱，最終成了與白蘭愛情的叛變者，也成為詮釋宗教神圣的犧牲品，他以宗教為避難所，在白蘭的愛情悲劇中扮演一個不光彩的逃跑者。
二、奇林沃思——世俗幸福的掘墓者
他是丑陋的，他的丑陋體現在他的身體上，更體現在他的靈魂上。他矮小、殘疾、陰暗，在他不斷實施報復的行動時，他變得更加丑陋。他在漆黑的地下鬼魅般前進，他所期盼的是死亡和腐朽，所以他是一個掘墓者；另外，他“鬼頭鬼腦”潛入他人的心室，窺覷別人靈魂深處的秘密，他是一個偷竊者，是籠罩在牧師身上的巨大暗影；當他扒開牧師的上衣發現那個隱藏的字跡時，他露出的是“瘋狂的神情”，他所獲得的滿足甚至以揚起胳膊、用腳跺地來表達，他就像是獵取了別人靈魂的撒旦，是一個丑惡的魔鬼。
他是惡毒的，他給白蘭和孩子在獄中送藥，只是想獲得更多線索，發現真相；他為牧師治療，是為了用更加歹毒的手段，更加長久地摧殘他的靈魂，他聲稱要尾隨白蘭牧師去往布利斯托爾，就是為了把他們的幸福泡影殘酷擊破。他是個面目可憎的禽獸，不斷把利爪伸向牧師的精神世界，用最尖銳的毒針刺向他內心最薄弱的地方，對自己掌控下的獵物恣意蹂躪折磨，在獵物凄慘的尖叫中獲得自身病態的滿足。正如小說的第九、第十章的標題暗示的那樣，他表面是個醫生，但實質卻是吸血蟲，如影隨形地粘著在牧師的精神上，讓生命在他的貪婪吞噬中瓦解。 他是自私的，他違背大自然的規律和白蘭的意愿娶了她，他明白白蘭并不愛他，自己也不能盡一個丈夫的責任，連自己都不得不承認:“我怎能消受你的年輕和美貌!”但他卻妄想讓她來點燃他孤獨凄涼的內心中那盞“缺少家室的火爐”，他的這種自私就等于把白蘭送進了一個悲劇的序幕之下。但當他發現白蘭的出軌時，他從沒有去審視過自己的過錯、自己對白蘭的傷害，他所想的只是仇恨、報復，他是在完全自我地尋找自己感情的發泄，永遠也不會考慮對方也是一個有感情需要的同類。
對于白蘭的悲劇人生首先應該是從與他的婚姻開始的，又以他形如鬼魅的依附結束。在他設置的無愛婚姻里，奠定了白蘭悲劇一生的基礎，在他的瘋狂報復中，白蘭與牧師一步步走向黑暗，在他最后致命的摧毀中，白蘭徹底跌入了不幸的深淵。奇林沃思是她一生幸福的掘墓者，他在黑暗的地下，貪婪地挖掘，鑿穿靈魂的安息所，摧毀受害人最后的尊嚴，無休止地攫取充滿死亡氣息的戰利品。
三、社會與宗教——人類悲劇的制造者
在白蘭悲劇的制造者中，除了情人狄姆斯代爾與她的丈夫奇林沃思之外，更有一個背后更大的黑手，那就是宗教與社會——交織在一起的、充滿男性色彩的兩股巨大力量。在這一方面，作者很少有直接描寫，但是在人物的刻畫、事件的描述中，又處處充斥著這樣的意味。
狄姆斯代爾牧師，在犯錯后希望通過為教民們超度、對上帝懺悔、虔誠布道以達到內心平安，但這種奢望卻一天也未得到過滿足，黑夜里天際顯現出巨大的“A”，他前胸所隱現的“A”，這都是他的精神主宰者對他的宣判，雖然他已失去人的自然屬性，成為清教教義的工具，但是他堅定的宗教操守不能給他帶來片刻的輕松，他靈魂的主人沒有放過對他的嚴懲，最終他只有以死亡來謝罪。從這一點來看，宗教是殘酷無情的。宗教的苛刻和冷漠把信奉它的牧師與白蘭推到了恥辱的前臺，用他們對它的虔誠刺穿他們的靈魂與生命，用鮮血和死亡為自己的教義加注。
當牧師在常人的天性驅使下犯下“彌天大錯”時，他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正視自己作為一個正常人對生活、對愛情的渴求——宗教的束縛不給他留有任何的空間去放飛天性。即便是在白蘭退到最后的希望底線，問他可否在死后與她的靈魂一起時，它的答案也是“不”。所以他的思想是牢牢被宗教所轄制的，他認為對于宗教之外的精神上的追求都是不被允許的，他不敢于面對塵世間真實的生活，不敢追求、不敢負責、不敢失去、不敢反抗。我們也可以假想他和白蘭逃離成功，他可以帶給白蘭想要的真正的愛情嗎？不會，因為宗教已經腐蝕，扭曲了他作為“人”的屬性，扭曲了他的行為，扭曲了他的生活，更扭曲了他的靈魂。
從始至終，宗教信仰不斷提示他的過錯，他靈魂的主宰者時刻鞭撻他，叫他得不到一絲解脫與安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完成了對上帝的最終皈依，但是他的皈依是在自己沒有揭示自己的真實面目下進行的，是在牧師的外衣籠罩下進行的，所以宗教的感召是虛偽的。在臨終懺悔時，他也是在白蘭的攙扶下，才走上那個受辱、坦白的刑臺的，他自己無力完成對自己的超脫，虔誠的宗教信奉者卻要在一個真正的凡人的幫助下才可以正視自己，所以說，宗教在荼毒了他的精神空間，要求他付出生命的代價后，并不能從根本上結束他的痛苦，這于宗教標榜自身所具有的拯救、提升、極樂的法力是一個巨大的嘲諷，宗教對于人的幸福的獲得是蒼白無力的。
白蘭，一個沒有什么宗教頭銜、社會地位的一個受壓迫的弱女子，她的一生正如她的墓碑銘文所說的那樣是“一片墨黑的土地，一個血紅的A字”。她在灰暗壓抑的男性世界中，綻放了一個女性生命的鮮活與美麗，以巨大的犧牲換取了短暫的美麗，宛如一叢“綴滿蓓蕾”的紅色野玫瑰，將“黑色”的世界映襯得越發陰暗。她在男性設置的背景下，用自己的一生演繹了一曲女人悲歌：在合法婚姻的背景下，男人給予女人的是占有、踐踏與毀滅；在愛情的激勵下，女人看到的是男人自私地索取、虛偽地付出、懦弱地逃跑；在宗教和世俗的控制下，即便是它的反抗者也還是籠罩在它的陰影下，無法擺脫它的荼毒。這歌聲既是唱給她自己的，也是唱給所有的男性的，更是唱給過去那個扭曲的男權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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