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修《清史·史表》的幾點思考論文
纂修《清史·史表》的幾點思考論文
由戴逸教授主持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至今啟動已三年了。這部建國以來最大的清史研究項目，在繼承和發揚我國傳統紀傳體史書的基礎上，于體裁體例方面有很大的創新和突破。其中內容，擬包括通紀、典志、史表、傳記、圖錄等幾大部件。自《清史稿》問世以來，國內外研究史表和用傳統體裁撰寫清史史表的學者十分稀少，故今日《清史·史表》的纂修工作面臨許多難點。
本文擬就當前《清史·史表》的纂修問題談一點粗淺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史表”在《清史》中的地位與功能
自司馬遷撰著《史記》之后，千百年來，“史表”作為紀傳體史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體裁體例不斷發展、完善，后人對其功能的理解和認識也越來越深刻。
《史記》作十表，昉于周之譜牒。《史記正義》載：“譜，布也，列其事也。”唐劉知幾曰：“蓋譜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所以自古以來即有“譜表”、“表譜”并列之稱。明于此，即可理解為什么《史記》以來，歷朝作表，繁簡不一，無一定之格式，均以內容需要而定，與今日之表格記事，相去甚遠。
以上是就表的形式而言。至于“表”之功能，紀傳體中紀、志、表、傳各部之間的關系如何？唐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曾言：“《禮》有《表記》，而鄭玄云：‘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須表明也，故曰表也”。也就是說，司馬貞認為，表之功能，在于將不顯著的史事用表之形式，明白清楚地表列出來。
唐劉知幾曾提出：紀傳體史書中“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于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既明確了紀、志、表、傳之間的相互關系，又點出了“表”之作用，主要在“譜列年爵”。
《明史》總裁王鴻緒則曰：“紀、傳、志、表本屬一貫。紀，編年以載其綱；傳，列事以詳其目，禮、樂、兵、農、制度，紀傳難以具錄，則臚列沿革于志以成文；用人賢否不能備書，則疏除罷于表，以資考義。取相需，無庸矛盾。”
這里，王鴻緒又強調了“史表”的另一個功能，即通過“譜列年爵”來總結歷代君主用人是否得當。
此外，史家趙翼在論《史記》中亦指出：“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史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也同樣在論述紀、志、表、傳之關系中，點明了“表”之作用，在于“以系時事”。
就上述諸家所言，明確紀、志、表、傳本屬一體，互為彌補，各有側重，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若如前人所言，“列侯將相、王公九卿、功名顯赫者，則系之以列傳，其無積勞亦無顯過，列傳之不可勝書，而舉措之跡有不容遽泯者，則于表中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列傳中有未能系備者，亦于表中見之”。將史表之功能，僅看作“用人賢否，以資考義”的工具； 或將表作為拾遺補缺，其羅列之內容僅為“微而不著”之事，如此，又似乎失之偏頗。
羅爾綱先生在總結《太平天國史》體裁時，曾批評司馬貞，認為其所言“表的作用，是表明微而不著的事，這個說法是片面的”，并引用梁啟超的觀點，說明史表亦可駕御史之大事，即“凡遇復雜之史跡，以表馭之，什九皆可就范”，故表可將“復雜繁賾的史事為整飭，化亂蕪的文章為簡潔，且使讀者一目了然，為功亦殊不小”。
近人傅振倫在評論《清史稿》時，更將史表的作用提到一個很高的程度，其言曰：“史之有表，蓋所以提一書之綱要，為傳記之總匯，節煩文而清眉目，亦綦重矣。”
為此，我們可將“史表”在紀傳體史書中的功能和作用，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1．提綱挈領，為全書之綱要。也即前人所言：表之為用，“不僅旁行斜上，而在乎鉤玄提要”，系“一代之綱紀”。尤其是《清史·史事表》上下兩卷，在通紀8卷、典志39卷、傳記22卷中，確應發揮“提一書之綱要，為傳記之總匯”的作用。
2．補紀、傳之不足。作史無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故萬斯同言：“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表立而后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于史者也。”
3．眉目清晰，一目了然。由于史表體裁之特點，前述梁啟超語，史表亦能將史事“化繁賾為整飭，化亂蕪為簡潔，使讀者一目了然”，與全祖望在建議《明史》中增設“屬國表”、“土司表”時所言，“其興廢傳襲瑣屑之跡，雖有列傳可考，而眉目非表不著”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
4．準確完備，便于檢索，為讀清史者之工具書。章學誠在論述紀傳體史書時曾言：“至于人名事類，合于本末之中，難于稽檢，則別編為表。”正因為史表全、簡、確、明的功能和特點，所以古往今來好的史表著作，均為人們案頭的必備辭書。
5．文省事賅，節約篇幅。如果說，完整、準確是史表之生命，那簡約無贅，便是史表最突出的風格。因此，簡明劃一、文省事賅，亦應是史表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正如傅振倫所言：“節煩文而清眉目，亦綦重矣”。
二、《清史·史表》編纂的幾個問題
由于史學界同仁和史表編纂者對紀傳體史表的功能和作用，認識不一或認識不到位，往往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集中在下列幾個方面：
1．關于糾偏補課的問題
建國以來，由于現代章節體史書的盛行，史學界用紀傳體體裁編寫的史表成果十分稀缺，至于迄今尚在的、曾研究撰寫過清史史表的作者，更是廖若星辰。這就使得清史項目啟動以來，史表撰寫體裁的調研工作明顯不足，遴選史表項目主持人也遇到了種種困難。在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之后，各類史表雖已大部分立項，但包括史表組成員和各史表項目主持人在內的史表撰寫人員，都還存在一個“糾偏補課”的問題。所謂“糾偏補課”，即首先，要從思想上重視傳統史表的研究與撰寫，改變以往或輕視史表，或只能查閱而不會編纂的窘況。與此同時，還需要深入了解什么是“史表”？傳統史書中“表”的功能和特點是什么？傳統史表與當代學者所著之史表（如臺灣魏秀梅女士《清季職官表》）的差異及利弊如何？今天纂修《清史》應如何確定“史表”的地位？史表與通紀、典志、傳記、圖錄等部分的關系如何？“史表”中的“人表”（即各類職官表、封爵表之簡稱，下同）應如何創新；“事表”（即《史事年表》與各類以個案為表列對象的，如《教案表》等，下同）該怎樣書寫，才能反映出新世紀清史的最高學術水平？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
2．關于換位研究的問題
由于絕大多數的“史表”項目主持人并未深入地研究過紀傳體史書的“表”，所以很容易出現用已習慣的現代章節體史書的寫法來作史表，這在某些“事表”項目方面，表現的較為突出。所以如何從纂修宗旨、體裁體例、選材界定、文字表達等各方面，從“史書”“史論”的思路，轉化到傳統“史表”的思路。即從專題史的研究，如近代教案史、中外不平等條約史、清季報刊史等，換位到用傳統史表對某一專題的史實作表列概述。“史論”與“史表”，二者間多有不同，如前者為章節體或紀事本末體，突出的是觀點和立論，要求是史料愈豐富愈好，論述愈縝密愈好；而后者則為紀傳體中的史表，欄目、要素為先，重要的是界定、取舍，表列的是同類事務的相對獨立的個案，要求的是全面、準確、言簡意賅，一目了然。
3．關于《清史》各部件的關系問題。
由于上述原因，有的“史表”項目，總想在自己的表中解決更多的問題，故欄目設置過多，內容過于復雜，結果作了通紀、典志、傳記該做的事情，自己的精華反倒被掩蓋了。因此，明確《清史》各部門的功能和特點，擺正好自己的位置，各司其事，各負其責，是完成“史表”項目，避免大清史內容重復、疊床架屋的關鍵之一。
4．關于篇幅字數的問題。
不論“人表”還是“事表”，在立項之前，其成果的數字估算，頗為費事。因“史表”與紀傳不同，其計算字數系以頁面為準，又受到版本和欄目的制約，故其具體字數很難估計。但整個《清史》項目要求有一個字數的規劃，并將其寫入每個項目的合同書中。以致后來出現的問題是，有些“史表”（人表、事表均有）項目即將合同上的最終成果字數，有計劃地分配到各階段、各欄目，以便“圓滿”完成合同任務。按說，事先規定各項成果的字數，是不科學的，如果再不科學地設置欄目、界定選材、簡明書寫，那帶有水分的成果肯定是低水平的。因此，一方面要強調篇幅字數必須服從學術質量，各項成果愈嚴謹、愈精練愈好；另一方面在各類史表的編纂過程中，注意適當調整字數，修改合同，以期在過程中解決問題。
5．由于《清史·史表》大小不一，許多表事屬首創，加之前期的調研工作不到位，史表體裁的確立相對滯后，所以有些表在立項時，對其實際內容和工作量估計不足，尤其是首批立項的史表及某些超大型的史表，要在規定的時間內按質、按量完成，恐怕困難較大。因此，為保證《清史·史表》的質量，這些史表完成的周期，亦應相對調整。
三、《清史·史表》“人表”應如何創新
按傳統的“史表”體例而言，“史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之分；如以類別而論，又有人表、事表、地表之別。今《清史目錄》第六稿中的“人表”，則囊括職官表（包括中央與地方）、世系封爵表、中外使領表、歷科進士表，為傳統史表中內容最豐富的“人表”。就清代史表而言，其有代表性的前人與當代學者之成果，主要有《八旗通志·表》、《清史稿·表》、蕭一山《清代通史·附表》、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和魏秀梅《清季職官表》。其中《八旗通志》、《清史稿》內的職官表和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的體例均為年表，即以年系人，以人系事。此種體例的最大特點是以年為經，以事為緯，按年索閱，眉目清晰，便于查找同一年同類橫向的職官內容，如同一年之軍機大臣、同一年之六部尚書、同一年之總督，皆言簡事賅，一目了然。但由于清代官員往往連年而任，故其職官年表中最大的缺點之一，就是空格太多，版面浪費太大。如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煌煌四大冊，除附錄人名錄外，共3124頁，其中部院大臣年表、滿漢侍郎表、滿缺侍郎表共726頁，幾占錢表的四分之一。而錢表的全部職官表亦僅僅是《清史·史表》中“人表”的一半（因錢表無世系封爵表、中外使領表、歷科進士表等），故囿于《清史·史表》字數的限制，史表組擬將《軍機大臣表》、《大學士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表》等，這些統稱的職官表及《清末內閣表》（因此表歷時較短，內容繁雜），不能不用年表的體例外，其余的職官表，則借鑒蕭一山《清代通史·附表》中的《清代宰輔表》、《清代督撫表》和魏秀梅的《清季職官表》體例（蕭表的《軍機大臣表》和魏表的《軍機大臣表》、《大學士表》亦均為年表），采取一職一表的方式。
嚴格地講，這種一職一表的方式，并非傳統紀傳體中的“表”，因從《史記》中的十表，到《清史稿·表》內的職官表，除《史記》中的《三代世表》、《秦楚之際月表》和《清史稿》內的各類世表外，其余諸表均是以年系人、以人系事的年表。魏秀梅女士在蕭一山《清代督撫表》以職系朝，以朝系人，以人系事（即督撫表內分四階段，以順康雍乾嘉歷朝總督表為“總督上”；以道咸同光宣歷朝總督表為“總督下”，巡撫亦同樣分為上下兩部分；某職下以各朝分欄，一朝一欄，一欄數人，連續書寫；如順康雍乾嘉歷朝的山西巡撫，可在“巡撫上”某頁見之，道咸同光宣歷朝的山西巡撫，可在“巡撫下”某頁見之）的體例之下，改為一職一表，即以職系人，以人系事，每欄一人，中分姓名、任職時間、任職類別、離職時間、離職原因、備注等六格。魏表體例的優點，主要有四：一是節省版面；二是一任官員只占一欄，任離職時間及類別首尾相貫，無需翻頁而覽其全貌；三是其內容較《八旗通志·表》、《清史稿·表》、蕭表、錢表等更為豐富；四是與前述職官年表相反，其便于查找同類縱向的職官內容，如同一職官的吏部尚書、同一職官的總督、同一職官的布政使，從前至后，亦可一目了然。但缺點是分格較多，略嫌瑣碎，不便按年索閱，如欲查閱某年六部尚書為何人，某年各地總督為何人，均不能一覽可得。
在上述成果利弊互見的基礎上，《清史》“人表”該如何取長補短，有所創新？我想，是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要充分注重前車之鑒。前人曾指出總結傳統史表的弊端，是（1）“有性質相同，而體式不一者”；（2）“有分別項目，本無一定標準者”；（3）“有因橫格太多，分截轉行，而反使系統惑亂者”；（4）“亦有本無縱橫關系，而漫為添格者，淆亂分錯，先后異轍”；（5）“至于空格遼闊，浪費紙幅，抑又其次。”針對上述可能出現的（1）（2）問題，在《清史》各類史表的凡例和內容的界定上，一定要做到科學、準確、嚴謹；對（3）（4）（5）之弊端，則重點從體裁體例和欄目的設置上加以解決，以免重蹈覆轍。
其次，鑒于史表的功能和特點，清史史表的體裁體例和欄目設置應以簡約為上。就當代的史表編纂成果而論，目前“以職系人，以人系事”的魏表體裁，和“以年系人，以人系事”的錢表體裁，是清史史表比較成功的兩種類型。針對魏表失之瑣碎的毛病，是否可先明確“人表”欄內不可或缺的幾大要素，如職官表中姓名、任職時間、任職類別、離職時間、離職原因等；然后用通欄的辦法，即一人一欄；其中姓名一格，任職時間及類別、離職時間及原因一格，這樣通過減少中間的豎格，以避免魏表的不足。
其三，針對魏表不便按年索閱的問題，主要考慮如何解決橫向的職官聯系，是否可將魏表中官員的任職年號提出，放置每頁清帝年號第一次出現的表腰位置為注，欄內則直書某年某月某日。同時在每頁頁眉或表頭位置上，加注本頁所錄官員任職的始末時間及職官稱謂，如“道光2年——咸豐3年直隸總督”等。如此，既可節省字數，又能減輕查閱有關同年同類職官的負擔。
其四，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無疑是迄今各種清史職官表中最完整的年表。在學習的過程中，清史史表組的研究人員已借鑒了其超越前人的諸多優點，如職官表中除任、離職時間外，還要有來因與去職兩大要素，并注意官員職位變化的完整性與連續性；在時間的書寫上，以干支注明實際日期，并用阿拉伯字加注公元時間于后，以及大學士表、部院大臣表均采取滿漢分欄（表）之法等。
在此基礎上，鑒于《清史》的撰寫宗旨與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并不一樣，故錢表的某些地方亦需修改和完善。
這主要表現在：（1）錢表用特別符號代表某官兼某職的做法，既省字不多，又添凌亂，初識者還須翻閱凡例，反到費時費力，不如用簡明文字替代。（2）有關官名與地名的縮寫問題。有清一代的行政建置及行政區劃，前后不一，其職官之管轄與稱謂亦多有變化，如直隸省原稱北直隸，順治二年（1645）改稱直隸；六年（1649）置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總督，其后兩次裁復，雍正二年（1724）方改直隸巡撫為直隸總督，終清未變。因此，清代的官名與地名之縮寫，應十分慎重，稍有不當，便會造成混亂。（3）清代文武官員之升遷降調等情，內容十分復雜，其表達之屬詞多達近百種，錢表于此一律簡化，自然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歷史信息；如同一“處死”，清時就有“棄市”、“正法”、“斬”、“梟首”、“賜自盡”等，如均用一“殺”字，則不能完全說明當時的歷史事實，而上述詞語之差異，恰好反映了清代不同的刑律層次和統治者的政策差別。類似這些與職官和封爵變遷有關的屬詞，我們認為應本著“要而不繁，準確劃一”的原則，盡可能地保留屬詞背后的歷史信息和學術含量。
其五，除體裁體例外，今清史職官表還可在表的內容上有所完善和超越，這其中除了校勘補正之外（囿于當時之歷史條件，錢表編纂難免有諸多訛誤闕漏之處），某些極有價值的學術信息，亦可增添列入。如兩任官員及官員在任期間的屬護問題，是清代官制中較為突出的現象，但其在錢表中顯有遺漏。再如錢表各類職官的任、離職時間，均以上諭發布的時間為準，但實際情況往往與之差距甚大，有些官員甚至從未到任。如果依據相關檔案文獻，添錄各類職官實際到、離任的時間，則對讀者幫助更大。
至于《清史稿·表》的設置及其表中的缺漏與不足，容作者專文另議，此不贅。
四、《清史·史表》“事表”該如何撰寫
《史記》作十表，其中有“事表”內容者幾占一半，除“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四表外，“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中則既有大事記，又存有將相大夫等職官欄目，可謂人表事表合璧。其后歷朝之史，或無表，或少有“事表”，直到《元史》表六、《明史》表五、《清史稿》表十，均無“事表”。今《清史》擬作史表十三卷，三十一表，其中“事表”即有五卷，七表，占總“史表”量的38%。因此“事表”的設置，既是《清史·史表》的一大創新和亮點，亦是《清史·史表》成功與否、學術水平高低的一大關鍵。
《清史·史表》中之“事表”，主要分為兩類：一是以有清一代大事為主的“史事年表”；二是以同類個案排列為序的各種“事表”，如《中外約章表》、《教案表》、《文禍表》、《報刊表》等。兩類“事表”均以“事”為中心，故與突出職官、封爵要素，準確布列的“人表”不同。至于如何才能高質量地完成上述兩類“事表”，前人之作史方法，很值得我們借鑒。如清人潘耒上《修明史議》中曾言：欲修好明史，應“搜采欲博，考證欲精，職任欲分，義例欲一，秉筆欲直，持論欲平，歲月欲寬，卷帙欲簡”。因“博則無疏漏之譏，精則無抵牾之病，分則眾目之有條，一則大綱之不紊，直則萬世之公道申，平則天下之人心服，寬則察之而無疵，簡則傳之而可久”。纂修《明史》的總裁官徐乾學在《修史條議序》中則更具體地指出，在史料方面，應廣搜博采，“集眾家以成一是”；在史法方面，則“當詳加考核，以為信史，既不可虛美失實，又不可偏聽亂真”；在史記方面，則提出“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的敘事標準。
就《清史·史表》中的“事表”而言，我覺得以下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1．“事表”所錄個案的界定問題。“事表”與“人表”不同，“人表”重在全、準二字，即某官某爵所收錄之人，不僅內容要準確、精當，不能缺失有誤，而且人物要完整，一個都不能少。而“事表”內容龐雜，層次不一，其間多有模糊之處。因此，首要解決的是界定問題，即何謂“教案”，何謂“文禍”。如清代教案，史學界有幾十、上百直至兩千件之說，如何界定取舍，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只有科學的界定及明確的撰寫凡例，并以此嚴格取舍，才能使諸多個案集成的“事表”，真正作到不闕不濫。
2．“事表”所錄個案的取舍問題。“事表”的另一特點就是有些表需收錄的內容太多，如清代《史事年表》涉及面極廣，即凡有關國之興亡，世之治亂，統治階級內部之紛爭，內憂外患之交困，政治制度之沿革，經濟文化之變遷，軍事活動之始末，行政機構之變更，重要官員之升黜，各類典章之制定，大政方針之實施，民族矛盾之激化，反清抗清之義舉，對外關系之沖突變化，以及重大科技之發明，重要學者之活動，重要學術著作之問世，重要官書之編定，重大自然災害之發生，以及必要之統計數字等等，均需收錄。如此龐雜的內容，在一個篇幅十分有限的史表中，何者該取，何者該舍，自然是首先要解決好的問題。
3．“事表”的體例和欄目設置問題。傳統“史表”與今日表格記事不同，其實質就是仿照譜牒，分類排列，按年次或類別列記復雜事件的一種文體，其功能和特點尤在簡明。故我們設想，是否應盡量減少中間的豎格，統一采取一事一欄的辦法（《史事年表》可一年一欄），如《中外約章表》，名稱一格，簽約時間、地點、人物、語種、主要內容為一格，前邊各要素之間，或中間空一字，或用黑體字，以顯突出。
4．“事表”的書法問題。“事表”的內容一般均為個案史實的簡約概述，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農民起義與對外關系等內容，如《史事年表》、《教案表》、《文禍表》、《中外約章表》、《報刊表》等，而所依據的檔案史料又大都為封建官書。因此，如何“秉筆欲直，持論欲平”，“不揚善，不隱惡”，又能正確地反映國家清史編委會的立場和觀點，是“事表”、也是整個《清史》的難點與重點。鑒于史表與歷史文章和專著不同，表文中一般不用引文，亦無須注明出處，故原始檔案中的諸多封建術語，應盡量避免使用。
5．“事表”的文字篇幅問題。“事表”與“人表”相比，除觀點傾向之外，其文字的要求更高，否則，難以成表。《清史·史表編纂則例》（草案）規定，各表中行文，均用淺易文言，但參與“史表”編撰工作的中青年專家較多，文字工夫略有不足，故有的“事表”文字松散，多贅，幾經改寫，仍不到位；或樣稿合格，其余成果又復原貌，這種現象應極待改進。考察司馬遷之《史記》，其《秦楚之際月表》中記載公元前秦二世二年，史事中字數最多的為漢劉邦故事，連標點才112字；而蕭一山在《清代大事年表》中, 記咸豐三年字數最多，共13事，364字。這些前人作表的優良傳統，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的。
總之，在復雜繁賾的史事中如何做到界定科學，選材精當，考核準確，書法嚴謹，是高質量地完成清史“史表”的幾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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