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的船論文
鄭和下西洋的船論文
梁啟超作《鄭和傳》，以《明史》本傳“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為根據，認為當時航海利器發達，因有“吾讀此文，而嘆我大國民之氣魄，洵非他族所能幾也”的感興。并且用夸飾的筆調，作為抒情的評論。他說：
考現在世界最大商船，稱美國大北公司之彌奈梭達，長六百三十英尺，廣七十三英尺，全世界色然驚之，謂大莫與京矣。英尺當我工部尺九寸八五七七，明尺當今工部尺尺有一尺一二。然則鄭和所乘船，其袤殆與彌奈梭達等，其幅則倍彼有余。 以今日之美國，僅能造如彌奈梭達者二，以當時之中國，既(疑當作竟)能造倍“彌奈梭達”者六十二，雖曰專制君主有萬能力，而國民氣象之偉大，亦真不可思議矣。其時蒸氣機關未經發明，乃能運用如此龐碩之艨艟，凌越萬里，則駕駛術亦必有過人者。
《飲冰室文集》卷四十一
梁先生于此史實，固然深信不疑；當時作史傳，又大都有所感憤，無所用其懷疑。所以，雖說是“新史氏”的史傳，于這一節并沒有搜尋到新的史料，此刻，我們如其于明史之外仍別無發現，而想像到以當時的財力人力，居然早已能夠造如此的大船，又如此之多，的確也要說“真不可思議”。可是世間物質文明的進展，究竟有歷史的過程，循序漸進的多見，突變而發達的少有。梁先生之所謂“真不可思議”，用了歷史眼光觀察，卻不能不疑慮他有“盡信書”之失。因為本傳記載的船，實在太大了。
據《本傳》，船身長四十四丈，闊度倒有十八丈，長闊之比，約為七與三(或云闊度當長度百分之四十一)，于此，我們只憑常識為斷，就不能無疑。我們知道，航海的船舶，為了波濤洶涌之故，更需要減少水的阻力；而愈短闊則阻力愈大，又是古今不變的。那就可以斷言，當時造船，一定不會采用這樣的長方型。而且，在我們眼中，江海之上也不曾有過大船有這樣的船型。至于現代造船術有沒有長闊限度的規定，雖則未曾研究，但眼見的船型，盡多參考的資料。例如梁先生所舉的彌奈梭達，長闊的比例約為九與一。最近造成的寧海巡洋艦也差不多是九與一。再詳查二十一年度海軍統計，《海軍各艦船身概況統計表》，其中所列各種艦艇，除寧海不計，共五十一艘；雖因船類而不同，但長闊的比例，差度相近到八·五與一五以上的，大都是五百頓以下的小船。大多數約為八七與一三之比。其中只有一艘木殼船，其比例為長七·九闊二一，而這一支乃是巡防艇，排水量僅有三十噸，大約不會用以“凌越萬里”的，可見排水量較大的船，總比小量的要狹長些。那么，比船身最長的寧海(船長三六０尺)還長出三分之一來的“大腙寶船”，何致造成違反水性的“短短胖”呢?所以本傳云云，可說是史官筆下造成的船舶，并不曾經過工匠用斧斤，斫大木。
依上所述，所謂“真不可思議”，換言之，確是大得離奇。但事實的可能，究竟有多少長?多少闊呢?這一問題，在文獻不足的今日，我們尚無法作精確的解答。但因新史料續有發現，已不難作近是的推想。我所謂新史料，第一是鄭鶴聲先生發見的靜海寺殘碑，此碑今殘存南京下關靜海寺壁間。二十五年春，為鄭先生所訪得，刮剔磨光，得一百四十八字。此碑雖僅存幾分之一，而文字無損。其追紀通番往事，語氣仿佛《事跡靈應》二記，可斷為鄭和等所建立，其時大約在末次南航離京之際，略前于二記。惟碑文紀事，則較二記為詳；所乘海船，并經敘及。一云：“永樂三年，將領官軍乘駕二千料海船并八櫓船……”又云：“永樂七年，將領官軍乘駕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櫓船……”據此，我們知道鄭和永樂三年之行，所乘系二千料海船。宋應星《天工開物》第九卷“舟車”，謂舟“或以形名，或以量名，或以質名，不可殫述”。然則此二千料之“料”，大約為容量的單位，即所謂舟以量名。但二千料海船制度如何?是否“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僅據殘碑亦復無從考證”。去年夏間，我在蘇州，承省立圖書館王佩諍先生之介紹，得見梁溪余氏所藏《龍江船廠志》孤本，書成于明嘉靖癸丑(1553年)，距鄭和末次南航(1431年)，已百二十年。著者為上海李昭祥，他是南京工部的官，于船廠的掌故，記載極詳備，可說是專家著作。事先我滿望能從書中得到“寶船”營造的制度，結果，失望得很!除海船圖外，僅僅查得“海船已革，制度無考”八字。可是從別的方面，卻頗有所得，最大的收獲，是書中載有四百料，二百料，一百五十料和一百料，戰座船的詳細制度，因此二千料海船雖然無考，我們推論的憑借卻取得了。現在我將所得的資料，制成統計表如左(下)：
觀右(上)表所示，二百料比一百料船大加倍，而約計長闊之比，前者為五五比四五；后者取中闊為六一比三九。而四百料比二百料船，料數又加倍，其比例則一為六比四，一為六五比四十四。足見以料名船，系以容量為單位；所以料數加倍，長闊不加倍。因此，也就斷無容量大五倍，而船長闊同加五倍之理。今知鄭和所乘海船為二千料，于四百料船容量為五倍，姑假設深闊與四百料者相同(船大則加深，亦一定之理)，長度亦只應五倍。史稱“寶船”“修四十丈”，比之四百料船之八丈九尺五寸，約當五倍。但“廣十八丈”比之一丈六尺三寸，則十一倍有余。計容量至少應為二萬二千料。如其艙深加半，那就相當三萬三千料。經此約算，本傳云云，更顯見遠非事實了。
又按《天工開物·漕航篇》載：“糧船初制，底長五丈二尺，頭長九尺五寸，梢長九尺五寸；底闊九尺五寸，底頭闊六尺，梢闊五尺。”其船載米近二千石。其后運軍造者，私增身長二丈，首尾闊二尺余，其量可受三千石。對照前表，其船大約與二百料相等，非航海之具。又《海舟篇》記遮洋運船，其“制視漕舡長一丈六尺，闊二尺五寸”，未言深度容量。假設所謂漕船系以運軍私造者為準，則明末海運航船，亦不過四百料船之類，乃“海船已革”之后的海船，遠非“大腙寶船”之比。惟云，“凡舟身將十丈者，立桅必兩，樹中桅之位，折中過前二位(疑當作尺)，頭桅又前丈余。”又云，“凡風篷之力，其末一葉敵其本，三葉調勻和暢。順風則絕頂張篷，行疾奔馬；若風力洊至，則以次減下，狂甚則帶一二葉而已。”這兩說殊可注意，據前說用四桅之海船，船身長必不止十丈，據后說則每桅系懸篷三葉，以收張調節風力。
再據《龍江船廠志》所附海船圖，則四桅并立。而其相距頗疏，其船身自不止十丈。惟依“舟身將十丈立桅必兩”之例，四桅船船身，充其量也不過長二十丈。“修四十四丈”之說不可靠，這又是一旁證。還有每桅張帆三葉，與費信《星槎勝覽》所記恰符合，費信記永樂七年十二月，“于五虎開洋，張十二帆。”每桅張帆三葉，那不是四桅船嗎?可見李昭祥著述《龍江船廠志》的時候，海船制度雖然無考，而圖形還信而有征哩!
有了上述的憑借，我們不難想像到這龐然大物一一寶船的雄姿。同時還可以假定當時營造的制度。而假定的基點，就建立在已經知道鄭和所乘為二千料的海船。
我們如其認定“料”是船的容積的單位。再為計算方便計，把二千料船看做二十支一百料船的合體。假設有一支大船，長闊都為一百料船的三倍，深為二倍，則其容積當等于一百料船十八支之和。此大船長再加上一百料船長三分之一，則此船長十六丈六尺，船底頭至無板處為十丈零二尺六寸，無板虛梢為二丈三尺四寸，頭闊為一丈九尺五寸，頭深為六尺九寸，中闊為二丈四尺三寸，中深為八尺一寸，(表原為三七，當為二七之誤。)梢闊為二丈一尺六寸，梢深為一丈二尺。容積呢，就相當于二千料。這樣的船，在有明一朝，雖然也是空前絕后的大船，但決計當不起梁先生的夸張。我深恐寫《中國造船史》的學者，也和梁先生有同感，也相信有本傳云云的大船，所以把這瑣碎的材料，寫為專篇。中國史書的不易讀，和信史的不容易見精彩，我們都可以從這里看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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