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思行觀與知行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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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思行觀與知行觀論文

論思行觀與知行觀論文

論思行觀與知行觀論文

　　【摘要】本文簡單提出了思行觀，認為思行觀是公元2000的時候社會個人生活觀的主題。思行觀的內容為：思而不行，行不背思，思行獨立，各成體系。思行觀的理論依據是抽象化的邏輯推演，試圖解決“由社會個體推進的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理論研究問題。

　　【關鍵詞】 公元2000年思行觀知行觀社會個體思而不行

　　一關于社會個體知識占有量的歷史瀏覽

　　當公元2000年的時候，特別需要考慮健康的未成年人的教育問題。人類社會進化到公元2000年之后，應該如何教育下一代呢？數千年的歷史、經驗和科學知識的堆積，需要比較全面的掌握；要能夠適應當今信息社會知識和觀念的飛速膨脹和更新；要正視和面對當今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核武器問題等極其嚴重的現實危機；還有個人的情感、道德、價值觀和對真善美的感受等等人文學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要有目的的設計和迎接未來。毫無疑問，不能從頭說起，也不可能從頭做起。歷史不能成為包袱，現實的危機不能成為其障礙。必須尋求一種捷徑來解決當務之急的這一教育問題。

　　作為一個當代成年的各方面健全的社會個體，應該觀察到當今時代的以下特征：

　　1、社會物質生產的總量相當豐富，社會個體平均可以擁有的生活物質基本同其需求相適應。在一些發達國家，在中國的一些大城市，都出現了一定數量的“小胖子”。“小胖子”現象反映出在相當規模范圍內的營養過剩，這同早期人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社會個體的營養條件相比，有了根本性的差異。

　　2、在社會個體平均營養情況改善的前提下，人口總數達到了空前數量的超大規模。由于人口總量大，使得滿足社會個體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需求的社會行為必須工業化。現實是，空前超大規模的工業化造成了資源危機、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甚至溫室效應（全球變暖）、厄爾尼諾現象等極其嚴重的人類現實生態危機。一般認為，這種超大規模人口，空前超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地球人類的生存環境破壞，將隨著公元2000的到來而更加惡化。顯然，不能等人口問題接近或達到地球所能承受的極限值時，才研究出解決這一問題方案。

　　造成這些嚴重現實問題的原因，是相當復雜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現實社會個體的知識與全人類知識整體的巨大差距。

　　在農業社會，滿足社會個體物質生活需要的活動是農業耕作，每一個社會成員只需很短的農業生產周期就能掌握絕大部分知識（客觀知識和經驗）。平均而言，體力活動在社會個體的行為中占主導地位，社會個體以體力勞動方式占有物質生活資料。另一方面，農業時代的人文知識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體力勞動方式的左右”。以中國為例，從秦始皇之后的2000余年里，人文知識的結構體系相對穩定，理論的突破性和延伸性相當有限。由此可見，農業時代社會個體的知識占有，與當時全部知識的比例，始終控制在一個穩定的比例值。

　　進入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之后，社會整體的知識體系包括：自然科學知識，工業技術知識，人文知識，法律，經濟，電腦，信息科技知識，等等，其最大的特點是，知識更新和傳播的速度大幅度提升。據分析，本世紀70年代以來，短短30年的知識創新，超過了以前所有時期全人類知識的總和。因此，當今社會個體的知識占有，同全人類知識整體的比率相當小，而且很不穩定。

　　知識就是力量。社會個體知識占有量的歷史特征，必然反映到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個體的行為方式，并直接決定了當時整個社會的面貌。公元2000年之后的教育，首先需要重視受教育者可能學習到的知識量同全人類知識整體的比率問題。這是本文提出并探究思行觀的出發點。

　　二知行觀：從蘇格拉底到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

　　人和動物的基本區別之一，是先思考，后行為。

　　自從組織性完好，系統結構功能健全的社會形式形成以來，歷史可以分為帝王時期和民主時期。如果我們考察某一帝王的知識占有量，在同一時代的社會個體中，其占有量的值的水平不是最高的。但如果考察其社會個體物質生活實在物的占有水平，則其是無可爭議的冠軍。在帝國時代，物質生活實在物是社會個體社會行為的直接成果，而行為則是受社會個體的知識占有所驅動的。所謂知行觀，是指社會個體協調知識與行為的能力，它的量化標準，是某一個體知識加社會行為所獲得的物質生活實在物的多少。在帝國時代，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是與其知行觀成正比的。

　　某一弱智者靠遺傳因素成為帝王將相的例子，顯然不能駁倒上述一般化、抽象化的邏輯推演。

　　當然，從理論的角度，更應該討論哲學意義上的知行觀。知是指認知，行是指實踐。迄今為止，在幾乎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中，社會個體的知行觀都表現為實踐，認知，再實踐，再認知的過程，認知和行為緊密地聯系并結合在一起。某一成功的個體，其知行觀的成功之處在于其既能知，又能行，其認知加上實踐的總體社會化的成果超過其他社會個體。

　　中國的孔子同蘇格拉底-柏拉圖是處于同一時代的思想家。孔子時代，社會處于頻頻戰亂之中，古希臘的社會情形也是差不多的。在當時，某一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絕大部分是由其蒙昧的實踐觀、原始的實踐能力所決定的。身強體健的勇士是那個時代當之無愧的英雄。在孔夫子之后，在中國，開創了一個社會個體追求知行觀的漫長的歷史時期。無論“格物致知”、“學而知之”，還是當時的“君子觀”，都是揚棄蒙昧的實踐觀，試圖將知性和行為相統一的理論形態。與此同時，在西方，在向知行觀轉型的古希臘思想家們中，則更多地表現出一種矯枉過正的傾向，表現為人類智慧啟蒙早期對人的知性，對真理，對存在，對“理念”的熾熱的追求。在古老的東方，中國的大思想家們卻是偏向于認知同行為的協調，即所謂“知行合一”，但這種協調與合一并不是落腳在知性之上，而是在行為的社會實用性或經世致用之上。古希臘的哲人可以赤身裸體地思索，一片赤誠地追求真理，但無論孔丘，還是老子、莊子，都不會這樣，都顯得儒雅得多。歷史上，西方的哲人和思想家中有寧愿為毫無實用或經世致用意義的客觀真理去死的例子，而中國則沒有。

　　從哲學的角度，知行觀與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成正比有其必然性。自從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時代之后，人類智慧步入啟蒙期和成長期。智慧的啟蒙期和成長期的特點是，認知能力低級，思維對自然和人類周圍環境知之甚少。在這一時期，認知靠實踐來推動；認知同實踐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系。處于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個體，在思維對外界所知甚少，認知必須靠實踐來推動的前提下，必然將認知同實踐緊緊捆綁在一起。將這種捆綁量化，就是社會性勞動或財富。所以，社會個體的財富等價于個體的生存價值，就是說，知行觀等價于生存價值。

　　民主時期，知行觀的情形與帝國時代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民主時代社會個體的平均知識量大大高于帝國王朝時期。因此，知行觀的量化值大大提高，社會個體和全社會的財富急劇增長。

　　如果說有誰能夠對知行觀提出挑戰的話，那還是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他提出實踐理性的基本規律或公式是：“照這樣去行動，如果你的行為準則通過你的意志變成普遍的自然規律的話”。簡單地理解這一規律，康德的實踐理性就是指“按照知性去行為”。但是，按照康德哲學的理論基礎，知性屬于“先驗”的范疇，屬于“先天綜合判斷”之列。“按照知性去行為”意味著人就是由某個最高的巨匠制作和操縱的木偶，意味著他的活動是不自由的。即，人本身的自由意志不是他的行為的最后最高的原因和根源。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知行觀的弊端，即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是被動的，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是不自由的！

　　三思行觀——作為由社會個體推進的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討論思行觀之前，有一個重要的原則性問題要說明。

　　需要首先考慮研究對象和理論方法的問題。在談論公元2000年之后的社會個人的生活觀話題時，本文明確以社會個體的認知、思想和行為準則為研究對象。思想、認知和行為都是抽象化的概念，與具體的人、事和職業等內容無關。那么，研究思行觀以什么理論出發點為基礎呢？我們還應該明確，作為一個探討個人生活觀問題的研究嘗試，與民族差異無關，與政治、經濟、軍事無關，與信仰、文化、科學無關。無論是一個科學家，還是一個人力車夫，其都需要生活，要思想、認知和行為。本文所做的探討對此二者不加區別對待。

　　研究思行觀的原則是社會個體的生理需求原則。具體而言，個體的健康、營養標準是思行觀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某一個體對象，只要具備了生理健全和一定的營養前提，其就可以思想，就完全具備認知和行為的功能。探討個人的思想和行為的基本理論，僅僅只以社會個體的生理需求原則為理論前提，然后用邏輯的方法推出關于思想、認知和行為的一般規律性的結論。思行觀與許多現有的人文學科理論無因果關系。

　　由前文的介紹可知，當步入民主時期時，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等價于其知行觀。在民主社會，隨著空前超大規模的工業化，社會物質生產的總量相當充足，社會個體的生理健康有了良好的保障，并出現了某種營養過剩的傾向。健康標準的提升，不僅為個體的社會行為提供了支持，更重要的是，也為個體的思維能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帝國時代，窮人讀書少，知識少，主要是受其健康標準的局限。工業革命之后，知識增加，社會行為的效率提高，財富增加。信息革命之后，人類對一個“大金礦”人腦的認識，有了突破進展，電腦誕生了；知識飛速膨脹，夸張一點，可以說知識爆炸，并引發物質財富過剩，伴隨者地球生存環境破壞，從而出現了社會個體的生存環境危機。

　　從理論上看，信息革命造成的知識爆炸，物產過剩和環境危機，是受到知行觀理論的基本規律所決定的。知識和行為的緊密聯系和結合，是知行觀的要點。知識和社會工業化行為同步增長，是造成社會可持續發展受到威脅的直接和最主要原因。因此可得出，如果承認環境問題是當今時代的弊端的話，知行觀的理論和規律就需要被重新審視。

　　從哲學上看，用思行觀取代知行觀是必要的，合乎邏輯的。在人類智慧啟蒙和發育的時期，其對外界知之甚少，認知的過程即是實踐的過程，認知需要靠實踐來驅動。這時，知和思是合一的，思想在少量的一些簡單的認知結論中的選擇余地不大。比如，在哥白尼之前，“太陽繞著地球轉”，當時的社會個體“所思”的就是這一結論，“所知”的也是這一結論，沒有其它可供選擇的答案。為了讓“所思”不與“所知”相同，某些社會個體曾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布魯諾被燒死！歷史向前推進，到知識爆炸的當今時代，“所思”與“所知”相分離，“所思”在多項“所知”的結論中選擇，已經被許許多多知識化的社會個體所接受。這就要求，“所思”不能同個體的實踐行為相結合，只允許“所知”中的極少數選項同個體的實踐行為相結合。思行觀的重點，就是將個體的所思、所知和社會行為相互分離。

　　尤其在當前，在人類空前超大規模的工業化的同時，突顯出社會個體的知識占有，同全人類知識整體的比率相當小的時代特征。本文提出：

　　個體的社會實踐質量 = 社會個體的知識占有/全人類知識整體

　　據此，當進入信息時代之后，社會個體的行為質量下降了，社會個體的實踐意義也隨之降低了。

　　基于以上抽象化的討論，可以推論出思行觀的內容應該包括：

　　思想大于行為；思而不行，行不背思，思行獨立，各成體系。

　　當思想同社會個體的行為相分離時，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所指出的“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是不自由”的問題就解決了。個人的行為不必被其所知所左右，個體的社會實踐是可選擇性和可選擇化的，是具備自由性的生存價值的個體。

　　同時，由于“思而不行”，“思可不行”，“思不可行”，和“思不必行”所發揮的效應，在數字化信息時代，思想和學習的成本很低，環境污染問題可迎刃而解。

　　關于思行觀的純粹抽象化的研討是有其局限性和不夠的。重點需要完成的是教育問題與教育設想的理論研究，這需要做大量的理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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