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寧娜》讀書報告
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寧娜》讀書報告
一、作者生平概述
本書作者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是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60年代至70年代創作長篇巨著《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娜》，80年代末出版的《復活》是作者窮盡畢生力量，在文學史上的思想精華與巔峰。他晚年追求質樸的平民生活，11月7日病逝于火車站，享年82歲。
二、作者感悟
高爾基說：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所有偉大人物中最為復雜的一個。
在他的作品中，語言懇切平實，情感顛簸豐富。寫到情感細膩處時，細水長流，寫到情感沖突時，驚濤駭浪。托爾斯泰的藝術成就就如同藝術本身一樣，博大精深，高深莫測。在本書中，不僅復現的是家庭中事件的糾葛，更是再現了整整一個時代。他用視角的廣度與靈魂深處的吶喊駕馭繁雜的線索，銜接得天衣無縫。奔放的筆觸融合歷史與實際，藝術與生活，在史詩的莊嚴于肅穆中創造多元化，譬如人物內心的多面性、復雜性和豐富性，不粉飾或漫畫化，突破小說的封閉形式，藝術魅力在洞察微觀世界的嬗變過程，相互和諧的聯系中塑造人物形象，淋漓盡致。我認為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最大的區別便在于言語的表達方式和藝術效果，外國小說中與郭敬明、三毛唯美可咀嚼的文風出入很大。其實中國也存在很多運籌小說的語言樸素簡單的，諸如余秋雨、老舍、楊絳等等，淡如白開卻淡而有味，外國文章的格調卻有種不可言傳的沉重感。托爾斯泰不咬文嚼字，所謂文豪的風范便是不在字眼上前瞻后顧，而是注重宏觀的整體，注重場面的排布鋪設。所有情感的跌宕此起彼伏，卻順接自然。有人說小說的妙處在于適時而收，出其不意卻又合情合理。托爾斯泰的文字初讀時并不讓人牽腸掛肚，然而卻被他高貴超脫的靈魂牽引著，越讀下去，越堅定他的文字有著一種魔力，像歌德所認為的那樣——我是在和一個高貴、先知先覺的人談話。讀到深處，必定會因氣勢磅礴而震撼。他的文字，是一種危險又安全的產物，可以撫平所有漂泊流浪的心，讓人有所依托和靈魂的寄宿，同樣可以化作冷兵器，狠厲地刺痛在時代的夾縫中拖著一身腐朽皮囊，恬不知恥地出賣人格的人。
我崇拜他，讀完他的文字，恍若一夢，卻又大夢初醒。
三、名著內容感觸第一部分
他在全文開篇便寫下了膾炙人口的那句話：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讀本書之前，我自認為已經透徹地領悟到這句話深刻的奧義，可在讀完之后發現原來不過是九牛一毛，豈止是差之毫厘。
小說中安娜卡列寧娜居于中心位置。她遇人不淑，年輕時嫁給一個頭腦僵化思想保守至麻木，虛偽成性自私自利至冷酷的官僚卡列寧。世風日變，弗龍斯基重新喚醒了她對愛情和生活的追求，她雖跨越禮教的樊籬，卻不肯走出人格的底線。后期弗龍斯基因功名之心的蠕動兒厭棄她，安娜卻仍舊獵逐她向往的愛情，逐漸開始習慣于虛偽和欺騙的精神。根深蒂固的意識與萌發的意識發生激烈的沖突，她在生活、婚姻、時代、精神的矛盾的禁錮折磨下選擇自殺，也是為了報復弗龍斯基，最終無可避免地成為轉折時期祭壇的犧牲者，一場悲劇臨至尾聲。
在這場注定的悲劇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一些問題：
1。貴族受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他們在家庭、婚姻等道德倫理觀念方面發生怎樣的激烈變化？
1。安娜一心追求真摯的愛情，曾為愛情犧牲母愛，奮力掙扎在上流社會的桎梏里，為何小說最終昭示她一度對卡列寧懷有負罪感，并不能掙脫與上層社會的血緣關系？
2。安娜認為自身在婚姻與感情上有著高貴的思想，她不曾了解弗龍斯基卻一見鐘情，她傾心于他的儀表、風度以及旺盛生命力的自發要求，這究竟是愛情還是欲望？
我有一些個人的見解：
關于第一個問題：就女性而言，上流社會里端莊的婦女中存在一般的懺悔貴族，她們不完全追求和依賴資產階級冠冕堂皇、紙醉金迷的付錢生活，保持著滿腔的熱情追求完滿的婚姻，卻只是做徒然的掙扎，從不探索同人民接近的道路，在偏激與自我矛盾中盲目地追逐。上流社會私通的關系司空見慣，她們卻又不愿與那些荒淫虛偽的人同流合污、淪為一類，于是公開曖昧關系。安娜具備這些特征，然而她又罕有疇匹。安娜最終的人格雖然可悲地走向極端，文中昭示她對卡列寧有負罪感，這是一種在矛盾心理中的自我沖突和良心譴責。她自殺的偏激可以看出一種尋求解脫的勇氣，對上流社會的抗議，也是一種在痛苦咬噬下的崩潰表現。她誠實純真，即便用一種不理智的方式，卻依舊保留了她最后的尊嚴，以死訣別這個冷酷殘忍、犀利尖銳的時代。這是一類。另一類是那一派長期欺騙丈夫，毫無倫理道德觀念的婦女，她們融于上流社會，在看似高貴的卑微中廝混并不以為恥。就男性而言，他們作為是彼得堡上流社會的三個圈子和軍界的貴族，充滿了虛榮心，擁有紳士的風度，卻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們看似在滿腔熱血，馬不停蹄地列逐婚姻，實際上并沒有深刻和矢志不渝的意識，徒有淺層的享樂主義精神，因此經不起時間的磨礪和時代的腐朽化。弗龍斯基便是一個例證。
關于第二個問題：安娜對弗龍斯基一見鐘情，看似是因為他慷慨好施，實際上不過愛的是一副華麗的皮囊。她天生麗質，自然不會甘心將視為生活的愛情托付給無活人感情的卡列寧，于是她內心開始躁動，并在資本主義的熏陶感染下生出一種野心。這種野心促使她沉溺其中，使她的精神品質黯然失色。犧牲母愛的痛苦，被丈夫責備和多年郁積的怨憤以及外在的壓制，都轉化成了她內在的矛盾。她生活在歷史的轉折時期，俄國的時代集中階級的矛盾、新舊思想的沖突和旁人的干擾。主觀上尋求解脫，卻因龐雜的時代里有太多不幸無法消弭，因此在掙脫中慘敗，反而“剪不斷，理還亂”，最終作繭自縛。
第三個問題：安娜一見鐘情只是因為情欲，但在后期弗龍斯基背棄她時她卻拼力挽回，一方面出于對一個給在從掙扎中的自己慰藉的人產生依賴，并且安娜的這種感情在萌生的一刻便如同火苗，越燃越旺，讓她割舍不得。弗龍斯基是她抗議上流社會的最好證明，她愛的不僅僅是這個人，更是一種沖破枷鎖、遠走高飛的勇氣。只有他可以讓她的勇氣滋長，然而最終因為偏激的思想而走向扭曲，愛轉變成了賭氣和恨，最終殆為灰燼變什么都不是了。
四、名著感觸第二部分
列文和基蒂的婚姻與前者形成對照，在托爾斯泰的創作中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他不同于一般的懺悔貴族，探索通過“不流血革命”以達到與農民合作、共同富裕的效果。并最終與苦戀的基蒂擁有完滿的家庭。
這是托爾斯泰詮釋的一種幸福的家庭嗎？我提出了下列問題：
1。列文曾因思想道德上的探索而心灰意冷，意圖自殺。在矛盾沖擊的時代背景下，他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
2。作者背離歐洲形式，突破家庭小說的框架。基蒂和安娜都曾傾心于弗龍斯基，但最終基蒂背道而馳。兩個家庭作者是如何布局的？二者又有何交叉聯系或分別？作者這樣設計的目的？
我這樣想：
問題一：列文鄙視彼得堡的宮廷貴族，卻以出身世襲貴族而自豪；他厭惡資本主義并否定其在俄國發展的必然性，但他自己的農業經營卻是資本主義方式；他斷言資產階級所得的是“不義之財”，自己卻和勞動者進行殘酷斗爭；他反對以農奴制的“棍子”壓制農民，卻又向往于貴族的古風舊習。在歷史的轉折變革中，他同樣是矛盾的集合體。在社會經濟探索的過程中，列文的內心開始發生第一次轉型，他開始探索思想和道德，在各種宗教哲學中尋求答案，無果。于是他又開始發生第二次轉型——萬念俱灰的自殺念頭。最后從宗法制農民那得到啟示：要“為靈魂而活著”。他開始第三次思想轉型，彷徨與迷惘有了些許的安定。而在此時托爾斯泰以一種清醒的頭腦煞住進展，沒有讓列文的自我心靈麻醉蘇醒，即便沒有解決實際矛盾，卻如歌德那句：“善良的人在追求中迷惘，卻究將意識到有一條正途。”
問題二：前后兩個家庭形成對比。作者的目的在于揭示兩種結局，一種是活在內心自我麻醉的偽歸宿里，一種是被現實嚴重打擊而以死反抗的悲劇。基蒂與安娜都傾心于弗龍斯基，只是基蒂可以清醒過來，避免悲劇，安娜卻沉溺其中，造成悲劇。這是一個聯系和分別。這兩條線索上的人物，都伴隨她們出場并圍繞其活動。此聯系二。如果以列文和弗龍斯基為線索，則有顯著區別——弗龍斯基與安娜一類涉及道德倫理問題，列文一類則涉及社會經濟問題。這兩大問題亦是作者透析時代巨變中的兩大核心問題。作者不僅僅為兩個家庭布景，賦予整體的有機部分的嚴密性和完整性，更是在進展中刻畫性格。這是一部完全意義上的心理小說。每一對婚姻都產生過心理上的沖突，以螺旋形進展，步步深入。
五、總結
前面提到我對那句名言有了更深刻的見解，在分析以上問題后我想做一些總結：
所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是因為人類都具有辨認痛苦與幸福的能力和享樂精神，沒有誰會覺得禍起蕭墻、家破人亡是一種幸福。反之，太平盛世下不論是歌舞升平還是平淡是真，只講一“平”字。托爾斯泰還說：“幸福并不在于外在的原因，而是以我們對外界原因的態度為轉移，一個吃苦耐勞慣了的人就不可能不幸。”幸福的家庭不同之處在于幸福的程度和幸福的方式，但其感到幸福的本身都是因為家庭內部的協調穩定、自我內心的不斷調控，以及天下太平。由是說，他們都是相似的。作者還說：“有生活的時候就有幸福。”有生命不代表有生活，在痛苦中生存只是一種蘇醒著的死亡，隨時準備殆盡。而生活的本初是美妙誘人的，給我們追求幸福的權利。
而所謂“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則有它更深刻的闡釋。杜甫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飄搖中婚姻與家庭即便精神上牢靠堅不可摧，在身形肉體上卻容易支離破碎，煙火戰亂、社會復雜、階級斗爭讓幸福毫無立錐之地。作者說他們各有各的不幸，是指不幸的方式太過龐雜，精神或肉體上的痛苦都是不幸的來源，大大小小的事宜、接觸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俄國人民在不同地位上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經歷、麻木冰冷的時代所帶來的桎梏枷鎖使原本嚴密的個人情感明顯迸發……這些不幸都無可避免，各不相同。還有，難道不幸的家庭真的只是我本固有思維中承受的苦難嗎？伊壁鳩魯說：“快樂沒有本來就是壞的，但是有些快樂的產生者卻帶來了比快樂大許多倍的煩擾。”在看似目眩神迷的幸福家庭中，追根溯源根本只是幸福的假象。尤其是在貴族階級，他們以為自己一手遮天抑或在朱門繡戶里高車駟馬，其實只是生活在糜爛麻木、毫無思想一味隨波逐流追逐世風的污淖中。這同樣是不幸家庭的一種，只是在家庭本身中得到了一種生活的慣性，不以為然罷了。
穆尼爾說：“真正的幸福只有當你真實地認識到人生的價值時，才能體會到。”然而在19世紀下半葉的俄國，階級矛盾空前尖銳，人民生活狼狽不堪。托爾斯泰便是一個有思想拯救俄國的人，只可惜筆桿子里不能出政權，只會引起恐慌和批斗，戴著假面具的官僚制度、教會、法庭、監獄、土地私有制的確不幸，但撕毀假面具后也未必幸福。作者本身便是一個例證，還有無數根植內心卻被壓榨的幸福在大聲疾呼，卻在這樣的生活畫面里遭到無情嘲諷。這樣的不幸不僅僅是一個或多個家庭，更不僅僅是一個俄國整個時代，它足以立足在人性的角度上俯瞰與睥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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