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大師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何謂大師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何謂大師南渡北歸讀書報告一
剛看完《南渡》的時候，心里是滿滿的惋惜和欽佩。我一直困惑著，怎樣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稱為“后無來者”的大師？
所謂大師，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張橫渠的一句話來概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剛剛走出封建社會的中國還很閉塞、落后，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傳統的中國人，骨子里還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離經叛道的人。梁啟超就是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啟超不光自己在中國宣傳新思想，把先進的文化帶回中國，更讓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學之路，并且凈撿荊棘密布、無人問津的路來走。中國人沒有搞建筑的，他就讓梁思成去美國讀建筑。中國冷僻的考古事業沒有科學的方法，他就讓梁思永去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中國缺少將才，他就讓梁思忠走上了軍事道路。“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中國人民沒有受過現代科學的洗禮教化，他就用這樣的方式把現代科學帶進了國門。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們偉大的父親，而中國普通百姓從蒙昧中的漸漸覺醒，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啟超一樣不計私利、只為改變祖國現狀的大師。他們攜著新技術、新知識、新思想，漂洋過海，終是砸開了愚昧落后的大門。這可謂“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說來自孟子。《孟子·盡心上》有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養性以奉天命，或許并非難事。而大師與平常人的區別就是他們是“為生民”而“立命”。被稱作“三百年來一大師”的陳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動。艱難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囑女兒：‘王媽媽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歷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想要為天下百姓謀福祉，首先就應對身邊的人有發自肺腑的關懷。陳寅恪先生畢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國史學上，就連逃命都不忘提著書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語所就職，可是他卻舍不下在清華教書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視網膜脫落，迫于時局無法醫治，可他依然不放棄他的教授職業。書里這樣寫道：“此時他的右眼視網膜脫落，僅剩左眼視力勉強看書授課。陳氏仍像當年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卻從不遲到。”他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傳遞給了千千萬萬的學生。“為生民立命”恰是陳寅恪先生人格的寫照。
張橫渠所謂“絕學”指的是儒學，在此就讓“絕學”擴充一下范圍，暫代所有的學問。如果將“繼”簡單地理解為繼承，那么這個人必定不會是個大師。一個真正的大師，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不管是董作賓的“五期斷代說”，還是老金的符號邏輯，都已經超越前人，令人贊嘆了。但在這眾多大師學者中，我最欽佩的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說過這樣一段話：“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學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蔡先生畢生追求著他的理想。他鼓勵胡適之、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大學宣講新文學，也不排斥辜鴻銘、陳漢章這樣的守舊派，這種學術的“自由”之風，不正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結合時代背景加以發展嗎？能達到如此程度的學術自由，我想是當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難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說是“既往圣之絕學”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這里的“學”可謂包羅萬象，“繼”也絕不僅是繼承弘揚這么簡單。
張載將“為萬世開太平”放在最后，或許是以此為四者中最高境界。日寇的鐵蹄踏上了中華大地，中國成百上千的學者、學生踏上了南遷之路。同是南渡，但各人的表現確實迥然有異。在書里，我們看到有愛慕虛榮的女同學，逃亡途中還不忘裝扮一番，我們也看到了像聞一多一樣堅決主戰，甚至有點兒狂熱的“憤青”，更有如陳寅恪、吳宓一般沉著冷靜，參看時局之人。但是無一例外，作者所說的大師，都是為國奉獻，渴望“萬世開太平”的仁人志士。抗戰期間，傅斯年曾一度擔任國家要職，在逃亡路上嘔心瀝血。1939年1月20日，他為愛子仁軌畫了一張旅程圖，題記日：“小寶第二個生日，是在牯嶺外公外婆家過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襲。生下來三年，走了一萬多里路了。”一席話讀來不免令人唏噓。傅斯年舍棄個人安危，甚至顧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卻不曾放下自己的責任和事業。董作賓、李濟等史語所的專家，為了不讓出土的文物損毀，更是想盡辦法運輸轉移。更不用提北歸后的聞一多了，用一顆穿過頭顱的子彈，咆哮出對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愛！這些為萬民開太平之人，才稱得上真正的大師。我突然想起在書里讀到的這樣一段話：“在這風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退縮，只有鼓起勇氣，堅韌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
何謂大師南渡北歸讀書報告二
“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 恩格斯
本書的封面有一行極其醒目的宋體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我想了很久，作者的這一席話究竟有何意味。我覺得先有必要探討一個算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是時代塑造大師，還是大師鑄就時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個世紀上半葉持續不斷的動亂和征戰。辛亥革命前后，國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過洋的青年，在見證了他國的強盛和我國的貧弱之后，有了救國救民的強烈愿望，希望能夠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國來。自然，這種渴望不會終止于物質，為了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對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發。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是紛繁復雜的，有守舊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軍閥割據的現象極為嚴重，外國勢力也頗為猖獗。社會上沒有一股可以強大到獨霸天下的力量，各個利益集團互相制約。這似乎有點兒像我國歷史上孕育了“百家爭鳴”局面的春秋戰國時期。或許正是因為當時社會動蕩、復雜，對任何思想沒有過多的壓制，也無從壓制，這就促成了當時人們在思想上的極大自由，從而為一批大師嶄露頭角營造了合適的土壤。如果說辛亥革命前后這段時間是一個大師萌芽的階段，那么抗戰時期的民族存亡危機，則直接催生了大師的生長。中國軍隊軍備落后，面對強大日軍無可奈何，這讓每個中國人深深憂慮。于是越來越多的人踏上留學之路，他們不只是為自己而學，更是為讓祖國強大而學。當他們背負上了國家的榮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強大動力。曾昭燏在給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過自己的心境，她說祖國缺什么，她就學什么，不再學別人學過的，以免浪費資源。
任繼愈先生在談到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時，曾列舉董作賓的成才事例，他說：“一個學者的成功，個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會里，都是社會里的一個成員，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總是拗不過這個社會的大潮。只有在這個大潮里面，你個人的作用才有可能顯現出來。”對此我深以為然。
書里還有一個細節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貽琦等校長在招聘教師時，并不唯學歷。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讀多年，可謂學貫中西，但也不曾獲個什么博士學位，這些人是純粹的為了做學問而做學問。而反觀當今社會，“功利”已經成為幾乎一切活動的目的。讀大學，是為了找個能賺大錢的好工作；運動員拼了命地訓練，只是為了換一塊對得起誰的金牌；醫生不再救死扶傷，而是為了提成亂開藥物……很多東西都變了味。社會風氣的浮躁，讓很多人失去了專注做學問的耐心。當下極端功利的社會風氣，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礙了大師的產生。作為當下社會的一員，我覺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這功利的世界里變得浮躁不已呢？
記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見過這樣一句話：“先覺者總是超前的，超前者總是孤獨的，孤獨者總是憂郁的，在憂郁中抉擇，在期待中覓路前行，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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