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史讀后的感想
中國思想史讀后的感想
19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世紀初是近代中國思想轉變的一個關鍵時期，中國思想史讀后感。而梁啟超的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初趨于成熟，梁啟超通過其文章著述對這一時期思想氣候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梁啟超與中國思想史的過渡》一書中，作者將其作為探討這一時期思想變化的切入點。通過對梁啟超的思想變化過程及相關事物的研究來研究這一時期的思想變化。
在梁啟超的思想形成的過程中，“西方的沖擊”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對此，作者特地提醒我們在強調外部影響的時候不能夠忽視中國傳統內涵。雖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時代，但晚清傳統領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繼續發展。
作者認為我們應該從生活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來思考其思想變化的內在動力。對于19世紀末的學者們來說，儒家思想是一個巨大復雜、學派林立、彼此競爭的思想天地，所以對研究晚清思想的者來說，注意儒家傳統的內部問題并探索其含義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設想自己處在儒家文學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為富有活力的個人信仰在實踐中向他們提出問題。以歷史的觀點看待這些問題及其發展來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內在的變化動力。再根據傳統固有的多樣性和內在發展動力對西方的沖擊作出回應，以理解中國對西方的回應。
作者認為在19世紀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運動的影響，思想變化的速度急劇加快，而這場運動巨大的思想意義卻常被人們所忽視了。
關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從儒學的內在變化上來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實踐者眼里，儒家思想從來就不只是一種哲學體系，或一種知識研究。還有實用主義動機和作為一種人生信仰的本質。學術研究從內部對儒家思想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在對儒家思想中的“內圣外王”的理想的爭議中，形成了各種流派的新儒學。而今文經學派中的一些成員試圖將儒家贊同的經世致用和含義模糊的改制思想奉為真正漢學的核心內容，并因此企圖否定漢學在經驗主義研究學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錯誤地認為是經世理想惟一的維護者的經世學派中，特別強調將行政上的革新作為儒家治國之術的一個必要成分。這些思想傾向以及它們與西方沖擊的相互影響，經康有為的中間作用，成為19世紀90年代初梁啟超思想發展的轉折點。
康有為出生于一個新儒學家庭。從小立志要成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寫的《新學偽經考》和1897年發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紀的最后十年動搖了中國學者和士紳的思想基礎，它們所造成的思想反響分別被比作一場颶風和火山噴發，讀后感《中國思想史讀后感》。
康有為認為真正的漢學應該在西漢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經學派中尋找。他為今文經學派辯護，反對古文經學派。試圖摧毀那些作為經驗主義研究學派依據古文經學的陣地，從而確立今文經學為孔子教義的真正寶庫。揭示今文經學派的主要理想為經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實際上是傾向制度改良而非維護傳統教義和制度。康有為認為孔子是一個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稱經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經世理想的實現需要制度的改革。
與19世紀的許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學者一樣，康有為把富強理想作為中國目前歷史階段的首要政治目標。不同的是，康有為為實現這一共同目標而設計了全面和大膽的改革方案，梁啟超指出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觀的核心。認為新儒學氏康有為的仁有機思想的一個基本來源。康氏思想體系不僅對思想界有廣泛的影響，而且成為政治改良運動的根源。梁啟超亦受其極大的影響。
梁啟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歲鄉試中舉，此后幾經波折，輾轉成為康有為的學生。在萬木草堂幾年的思想訓練和發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礎。此后的運動中，在與嚴復，譚嗣同，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的接觸中其思想不斷的在發展。作者認為在1898年之前兩年中，梁啟超思想經過康有為這一中介，成了晚清經世傳統的轉折點。梁啟超的經世理想主要有三個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國家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末的一場全面的思想運動使得士紳精英群體產生了思想分化，從而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出現。
經過一系列的改良運動及維新變法的失敗，使梁啟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間猶豫。他曾傾向于與孫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終因各種原因終告失敗。梁啟超在日本流亡期間吸收了大量的傳統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這在梁啟超許多實際考慮的層面上發揮了作用。
文中作者認為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梁啟超代表了中國民族主義的主流。而其民族主義思想包括了以下顯著的特征：它是對組織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會的一種反動，在這個社會里，人們沒有公民感和組成統一的公民團體所必需的團結一致的團體精神；它意指無條件地承認民族國家為最高的政治共同體；它意味著一個民族國家的民主化。
作者認為，當自治的政治出現了一系列重大問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開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識形態。而在這一關鍵的過渡時期，梁啟超的思想發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經世致用傳統和當代尋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間的一個重要紐帶。就人格理想來說，梁啟超的思想變形涉及從經世致用思想向國民理想的轉變。而其國民理想對過去半個世紀來各個思想流派中的絕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有著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產主義中國價值觀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這一角度來看，在從傳統到現代中國文化的轉變中，19世紀90年代最初十年里發生的思想變化應被看成是一個比五四時代更為重要的分水嶺。在這一過渡時期，梁啟超是一個關鍵的人物，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同時將這一傳統固有的關切轉變為以他著名的國民形象為標志的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其思想成為20世紀中國意識形態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和永久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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