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訪貧困家庭調研報告

時間：2023-06-27 10:53:40 報告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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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貧困家庭調研報告

　　在現在社會，報告十分的重要，其在寫作上具有一定的竅門。我們應當如何寫報告呢？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走訪貧困家庭調研報告，歡迎閱讀與收藏。

走訪貧困家庭調研報告

走訪貧困家庭調研報告1

　　作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第一批規劃研究課題―――“農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的基礎工作是田野調查。在課題組項目主持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陳小君教授的籌劃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民商法學科中青年師生共五十多位，分成14個小組，從20xx年9月下旬開始，以我國中部省份湖北省為重點，對包括湖北省的10個市、縣、區和山西、江蘇、山東、廣東等省份的4個地區進行了實地調查。調查農戶達406家，訪談農民計五百余人。

　　課題組主要圍繞農地的權屬狀況、使用狀況、流轉狀況、稅費負擔、征用狀況以及糾紛狀況這六個方面與各地的農民、基層干部和相關部門的領導進行座談和個別訪談，并向農戶發放了問卷。此外，課題組還從各地收集了大量有價值的資料，內容涉及地方性法規、地方性規章、地方性政策、統計數據、法院典型案件判決、土地權證、各地農地運作的試點辦法等等。本報的記者在對課題組報告認真整理后，將其主要部分節選刊登，希望對相關人員有所幫助。

　　一、權屬狀況

　　問題：土地歸屬一向為法律制度設計的重心。為反映出農民本身對當下土地權屬的認識，課題組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耕種的土地是誰的”。作出有效選擇的問卷430份，選“國家的”占60%，“村集體的”占27%，“生產隊(小組)的”占7%，“個人的”占5%，“其他人的”占0.4%。

　　結論：認為土地屬于國家的占有絕對優勢。

　　解讀：一個從法學視角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即為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土地是國家的。雖然同為公有制的具體形式，國有與集體所有的制度旨趣仍是大有不同，而這種不同卻被受訪者所普遍忽視。相當一部分的受訪者還認為，兩者的邊界是模糊的。然而，這樣的模糊或許不能簡單的歸結于農民法律意識的淡薄。譬如，作為農村社區精英的村支書、村主任、村會計都持相類似觀點。課題組認為，影響集體成為適格私權主體的因素一是集體所有權所承載的公法義務淡化了其私權屬性；二是集體所有權本身是不完整的；三是集體所有權主體的“缺位”。

　　二、使用狀況

　　問題：在農民對現行土地承包政策是否滿意的問卷調查中，共有404份有效問卷對此作出了選擇，其中266份選擇“滿意”，占總數的64%；只有70份選擇“不滿意”，占總數的18%。在農民是否愿意種地的問卷調查中，共有413人對此問題作出了有效回答。其中198人表示“愿意”，占總數的48%；而有130人表示“如果稅費負擔減輕就愿意”，占總數的31%；而72人明確表示“不愿意”，占總數的17%。雖然愿種地者為多數，但仍不足50%。

　　結論：我國現行的農地承包政策在總體上雖然受到了農民的擁護，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普遍不高。

　　解讀：一些地區的調查結果反映，農民對現行承包政策普遍持“無所謂”甚至“不滿意”的態度，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農地上負擔的稅費過重，加之農產品價格(尤其為糧價)上不去，所以種田幾乎無利可圖，在有些地區，甚至種田還要倒貼。這自然削弱了農民對土地的感情，也影響了土地承包政策的聲譽；二是由于承包到戶的政策與某些地區的情況不符，所以實施效果不理想，從而影響了當地農民現行土地承包政策的滿意度。比如，山東xx度地區一直在實行“兩田制”，而中央的現行政策是統一實行“均田制”模式的土地承包，這樣的政策調整，在基層牽涉面很大，影響了土地使用模式推行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所以很難推行開來。

　　三、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狀況

　　問題：在實行流轉是否自愿的問卷調查中，課題組設計了“如何取得他人土地承包經營權”這個問題，回答“通過村委聯系取得”的有29人，占選取總次數的8%；回答“直接與別人聯系取得”的有258人，占選取總次數的70%；選擇“上述兩種方法都可以”的有84人，占選取總數的20%；選擇“不知道”的有8人，占選取總數的2%。在回答“如果把地給別人種，你是否會向他收取一定費用”問題時，回答“會”的有153人，占選取總次數的38%；回答“不會”的有157人，占選取總次數的39%；回答“不但不會，還要貼錢”的有40人，占選取總數的10%；回答“視雙方關系而定”的有37人，占選取總次數的9%。

　　結論：在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時，絕大部分農民可以自愿選擇流轉對象，但38%的有償流轉率反映了有償流轉在農村中并不占十足的主導地位。

　　解讀：承包經營權流轉程序的這種現狀是由我國現有土地制度及xx的鄉土社會所決定的。我國農地為集體所有，而農民為集體中的成員，集體內部成員間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就像“雞蛋從左手滾到右手”一樣，并不會對原土地所有人在集體土地上所享有的權利產生什么影響，因此集體對承包經營權集體內部流轉的管理與約束極為放松；而xx農村鄉土生活、熟人社會的現狀，使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內部流轉(包括與集體外的親友之間的流轉)雙方對流轉契約的態度也頗為隨意。對集體外部人員而言，上述兩種特點均已不再占有優勢，因而此時集體與被流轉人、流轉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流轉的程序與集體內部的流轉相比有很大區別。

　　四、農村稅費、農民負擔狀況

　　問題：調查的地區在稅費改革上進度不一，有的尚在進行有的已近尾聲。總的來講，改革成果不小，但仍存在著一些問題。具體可歸為以下兩點：一是稅改后，農民負擔得到不同程度的減輕，但在個別地區、個別時段也出現了“增負”現象；二是費稅改革后，基層xx叫苦，公共事業與基礎設施難以維持。

　　結論：農民與xx關系的稅款征收程序趨于規范、明確；農村理解、支持稅費改革政策的是主流，但對未來持懷疑和較悲觀無奈的態度，對“負擔反彈”仍有顧慮。

　　解讀：在全國不少地方，稅改前的農戶負擔是以田畝與勞力結合的方式確定的，在改革后，農業稅則全部攤在田畝上，這樣使無勞力或少勞動力的農戶負擔增加；同樣的原因，種田大戶的負擔也因此增加；在稅改前，農村中的救濟戶、五保戶的各種費用由村集體組織予以減免，在費改稅后，村委會的減免決定權被取消，他們的負擔因此而增加。為維系公共事業運作而巧設名目、收派各種費用的現象有所抬頭,像學校的教育集資、學雜費等，使農民的實際負擔增加的遠不止統計表所顯示的那些項目。

　　這主要反映了幾方面的問題：

　　(1)農村稅費改革與公共支出、社會救濟優撫的社會保障政策的沖突；

　　(2)農村稅費改革結果與扶持農村適度規模經營的政策相抵觸；

　　(3)基層xx機構改革人員精簡仍做得很不夠，不少地方的鄉鎮xx機構還是疊床架屋。

　　課題組調查時發現，有些農村道路坑洼不xx，水渠斷破；在山西呂梁與鄉村教師的訪談中得知，學校破敗，老師的辦公條件更是簡陋的可憐，工資低又不能按月定額發放，這當然也有歷史的因素，而上級地方平和中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說得多，做得少，財政轉移支出力度確實是個問題。

　　五、農地征用狀況

　　問題：在我們402份的問卷調查中，有56.30%的人選擇“發生過土地征用”，還有32、80%的人不知道有沒有發生過征用。土地征用補償費發放率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發放率僅為49.8%，其中約11.40%為部分發放，沒有發放的比例為16.30%；土地征用補償費數額低，被征用地方的農戶對補償費的發放標準也不清楚，在149份問卷中，有41.60%的人都不清楚，知道按田畝數發放補償費的僅為39.6%。

　　結論：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地區，土地征用情況發生率也不同；但隨著我國城鎮化水xx的進一步提高，土地征用現象將越來越普遍，將日益成為農村的一個基本問題。

　　解讀：土地征用已經成為農村，尤其是城市郊區農村中的一個焦點和難點問題。從調查各地的土地征用補償情況看，在征用土地后，國家的`收益是村集體和農戶的好幾倍。土地的所有升值，甚至土地被征用前的價值一部分也被征去了。作為對土地所有者的補償，卻由xx拿走了一塊，同時資金使用權又統歸xx。這樣，土地所有者(從土地的收益歸屬的角度看)的角色就模糊了起來。

　　六、農地糾紛調處狀況

　　問題：對廣東、湖北、山東等地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335個選擇中，有64.2%的人面對土地糾紛選擇由村干部解決，有4.2%的人選擇由鄉鎮干部解決，有2.7%的人認為由法院解決；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解決途徑也占不小比例，為19.1%，這其中還有9.9%的人根據糾紛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解決方式。

　　結論：農村對土地糾紛的解決途徑，選擇呈多元化特點，農地糾紛交由法院解決的比例過小。

　　解讀：農地糾紛一段時間里在部分地方不被法院受理。某省高級人民法院曾內部規定，對于大面積的農地稅費糾紛、土地承包合同糾紛、征地補償糾紛，法院不予受理。正常解決糾紛途徑的不通暢也進一步造成農民訴諸非正常方式解決糾紛，調查問卷的統計數據表明，有超過19%的農民選擇了村、鄉鎮干部調解和訴訟以外的方式進行，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

　　七、規制農村土地制度九條建議

　　第一、對《土地管理法》第10條進行調整。修改為：農地所有權主體應明確為村一級集體經濟組織，但于土地發包與調整時應尊重歷史性形成的土地邊界。第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民事主體資格作出確認，并澄清其功能。法律可規定：村集體經濟組織為法人，承擔法律所規定的權利義務。

　　第三、關于土地權屬登記，可做出如下適當超前的規定：農地所有權由縣級土地管理部門負責登記發證；土地承包使用權由農業主管部門登記造冊，土地管理部門核實后發放使用權證。

　　第四、探索農業的產業化經營路徑，改變目前農村以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為主的小農經濟狀態，建立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基本單位的農業經濟聯合體，使其逐步走上合作經營的道路。

　　第五、落實和完善農村集體經濟自xx。一是修改《農地承包法》第3條，將農地實行單一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修改為“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體，多種經營方式相結合的農地使用體制”；二是修改《農地承包法》第20條，將該法規定的30年、50年及70年的期限確定為農地使用的最長期限，而具體每一塊土地的使用期限應由集體經濟組織和使用權人于簽訂承包合同(或其他形式的使用權合同)時在法定最長期限內協商確定；三是轉變xx職能。

　　第六、對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進行完善。

　　第七、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第八、對農地征用問題，一是把發放對象直接指向被征地農戶；二是為落實土地所有者權利，可以考慮在國家統一的監管體系下，由集體組織直接向市場供應土地；三是遏制地方xx圈占農地的沖動。

　　第九、對農村錯綜復雜的土地糾紛，應尊重傳統的爭議解決模式，并在此基礎上逐漸增強人民法院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

走訪貧困家庭調研報告2

　　在目前全國上下進入法治建設的新時代，我縣農民的法律意識狀態如何？他們的權利意識、法律保護意識和民主意識的狀態又如何呢？為了解現今我縣農民的法律意識狀況，更好地加強和增進農民的法律意識，使其樹立正確的法律觀念，對我們的法律有正確的態度，真正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我們選擇幾個鄉鎮采取走訪、座談、問卷調查等形式對農民法律意識情況進行了調查。

　　一、目前我縣農民的法律意識狀態

　　1、傳統的習慣根深蒂固。隨著法治化進程的加快以及多年的普法教育,全縣農民法律知識貧乏的現象得到了一定的改觀,農民的法律、權利意識在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農民知道當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但總體來看全縣農民的法律意識依然相對淡薄，傳統意識較濃，農村法制宣傳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現在法律素養低，害怕打官司，對法律缺乏信任，薄情優先于法。從走訪的人員和媒體披露的大量案件來看，在一部分農民的腦子里的法律意識仍是空白，即使自己或家人受到了嚴重侵害，也不知道用法律來保護自己，或者想尋求法律保護，確不知道該如何著手；也有一些像經濟往來的行為，如借款不寫借條，總以為大家是熟人、朋友，不會出問題，一旦出了問題，又無憑無據，無法求得法律的保護；更有甚者，一些村干部的法律意識也十分淡薄，公然出面去解決本村發生的刑事案件，以私了的方式解決，使得觸法刑法的犯罪分子逍遙法外。

　　2、農民對法律的認識不到位，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意識淺薄。大多數的農村村民不懂得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更多的人認為法律不是保障人民權利的實現，而在更多的限制人的行為的發生。在很多的村民自治選舉中我們看到很多村民出售自己的選票，候選人用金錢買選票的事情屢屢發生。他們不知道這樣濫用自己權利的后果是導致選舉結果并不能達到真正實現村民自治的目的，而以損壞自己的利益告終，而這種權利、義務意識的淺薄最終不能達到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

　　3、農民法律xx意識存在誤區。覺得上法院打官司不是xx的手段，特別是涉及到民告官如土地征用賠償等問題上更是望而卻步。由此造成許多本可以通過法律訴訟、司法調解等法律途徑解決的問題，演變成了xx問題。法律意識xx上的這一誤區直接造成對xx的信賴往往勝過對法律的信賴，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xx的工作量以及社會的不和諧因素。

　　二、產生的原因

　　大多數農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文化知識面窄，談不上什么系統的有條理的學習法律法規，廣大農民獲得的法律方面的信息量非常少。所以，法律在廣大農民頭腦中所占的位置自然是十分淡薄，甚至是觸犯刑律的行兇、搶劫、盜竊等嚴重侵害國家集體利益和公民生命財產的犯罪，行為人也并非無知到xx是否償命、犯罪是否坐牢的愚昧地步，但是他們仍然鋌而走險，這純粹就是法律意識的問題了。

　　三、針對以上的現象，筆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提高農民的法律意識

　　1、營造一個大家都積極參與的學法守法的輿論氛圍。現在的`傳媒的力量是巨大的。各類傳媒應該要加大法律的宣傳力度。通過電視或是法制文藝演出等形式以直觀的方式入手，來吸引村民的注意力。在這個方面，宣傳機構、普法機構應義不容辭的擔負起自己的責任。

　　2、號召有關部門編寫出通俗易懂的普法宣傳教材。廣大農民的文化水xx都偏低，枯燥的法學理論和法律條文肯定不適應他們，所以要編寫出適合廣大農民的法律學習資料。在我們的農村，各類案件時有發生，法律宣傳的素材應該講并不缺乏，只是說沒有下大力氣、下功夫去收集整理。編寫好宣傳材料，最好條文結合實際案例、真人真事的案例。多拍攝農村生產生活與法律相關的電視短片，貼近他們的日常生活，這樣的教育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3、建立一支專業的普法隊伍。首先，這支隊伍應該要具備一定的法律專業水xx，熟悉基本的法學理論。同時，他們也應該要熟悉農村、農民的日常生活，知道農村在法律上的空白是什么，農民經常發生的糾紛是什么。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有針對性地對癥下藥、因人施教。在每逢普法宣傳日，搞好法律咨詢活動，散發宣傳資料。普法隊伍得長期做好這項工作，才能促進農民的法律意識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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